《春秋车战》：古人是这样打一场“车战”的

《春秋车战》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先秦战车总论”，从先秦战车源流、形制、人员分工、指挥战术等角度对作为战争工具的战车进行了总体论述。同时广泛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以《左传》记载的具体战斗场面为例，讲解了车战中车左、御者、车右的人员分工和协作，让人从战争的角度理解车战中具体角色的实际作用。下编则是从春秋时代代表性的战争战役的角度，选讲了《春秋》中涉及车战的主要战役场景。

此书不仅重视整体研究，在细节上同样可圈可点，不仅是一部充满趣味的学术类普及读物，即使对非常熟悉《左传》的专业人士来说，这部分研究对于重建相关认识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撰文｜冯夷

《春秋车战》，赵长征 著，新经典·琥珀｜文汇出版社，2023年6月。

“车战”的成立

春秋是车战的“黄金时代”，也就是车辆大规模用于战争的时代。车战——而不是骑战、步战——在春秋时代占据战争的主导地位，尤其是人们最容易拿来与车战作比较的骑战，之所以没有在春秋时期就代替车战，从现实条件来讲，有其深刻的时空背景。

春秋时代虽然出现了少量的骑兵，但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会发挥什么作用。甚至唐代学者在注释经书时，还引用刘炫提出了一个绝对的看法：“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这种说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提出在古籍中存在着“乘马”的记录，如《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周易·屯·大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看起来古人已经有了骑乘马匹的行为，但这些描述中涉及的是长途跋涉和礼仪场合，对马的爆发力要求并不高，不能与战争中使用马匹等量齐观。

车战的复原图。（本文图片均来自《春秋车战》）

随着二十世纪殷墟甲骨的发掘，有学者提出，在商代应该就有骑兵，如著名学者于省吾即据甲骨卜辞中有“马”“先马”的记载，而提出“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的观点。但现代研究实际上否定了这一看法，商代是中国家马大量出现的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战马和骑兵就已经出现。在殷墟第十三次发掘中，在小屯发掘了一人一马一犬合葬于一坑之中，死者随葬有戈、刀、矢等，胡厚宣先生、沈从文先生等据此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骑兵，这种判断本身存在问题，因为随葬品是否成系统地反映了死者生前的职业，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外有学者指出，春秋时代的“畴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骑兵，但当时的这些所谓骑兵并不是在马上作战，而是把马当作运输工具将战士运输到作战现场，战士再下马作战。“百万军中取上将人头”的情况，只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才会出现。

为什么春秋时代骑兵没有大量出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马并不适合在战争中骑乘。据张宏、聂东红对出土的太原晋卿赵鞅墓车马坑中马骨的研究，春秋时代的马，其骨骼力学性能明显低于现代马骨，因此并不适合成为单独的战争人员乘载工具。因为两军对垒，如果如后世骑兵那样冲锋陷阵，就需要马急速奔跑，对马的爆发力和机动性能要求极高，此时的马还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而商代以降到春秋战国的战车则是两马、四马、六马的规制，这就减轻了马的负担。直到东汉时期，单马驾车才成为主流。其实反映的是家马在近千年的驯化过程中，挽力不断增强的事实，这就反过来证明了，马匹并不能作为单纯的战争工具。因此，选择在当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的车辆作为战争工具（赵书，20—36页），就是相对较好的选项。

《孙膑兵法·八阵》中明确指出：“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意思是土地平坦就多用战车，而地形复杂就多用战骑，显然这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的作战情况。这里我们不考虑兵法本身是不是孙膑所著，也不考虑这里的战骑是不是就如后世马上骑兵一样，这里重点强调地形和地势对战争工具选择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指的实际上就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地势较为平坦，战骑由于前述马匹生理上的客观原因，以及骑具的缺乏（主要是高桥马鞍和马镫），对骑术的要求甚高，这种情况下对冲作战可能会加重作战伤亡。因此战车就成为战争的首选。且平地的高速冲锋以战车“左旋”“右旋”为主要的作战方式（111—113页），这种形式对马匹、人员来说，其伤亡就较之战骑的对冲小得多。（“险则多其骑”描述的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的骑兵情况了，这些骑兵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对冲作战，而是射箭等。）

战车的复原图。

另外，赵书中关于车战的另外一层含义，虽然没有明确，但也有意无意地揭示了出来，那就是车本身作为一种礼器，车战也有一定的“礼”的意义蕴含在战争之中。春秋时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但此时贵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势力还没有登场，时人对于战争形式的认识水平也就不可能突破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反而只是在当时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战争的具体形式。如春秋早期“庄公小霸”所使用的“鱼丽之阵”（131—137页），其实是车战模式的变革，属于战术层面的变化。

正是这种战术层面的变化，让车战的形式不断丰富，进而催生车战“黄金时代”的到来。春秋时代的宗周贵族气质并未消退，但同时并不一味遵守旧有的具体车战阵列，才让车战这种具有一定礼学意味的战争形式得以大放异彩。

作为系统的“车战”

车战，涉及的不仅是一种以车辆为主要工具的战争形式，它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车到人，从历史中把握车战这种战争形式，不仅能深入认识车战本身，还能对整个春秋时代风貌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多传统有所把握。

车从何来？这是讨论车战问题的起点。目前学界关于车辆的起源有“西来说”与“本土说”两种看法。其实关于中国驯化马的看法也有此两种，并且学者从历史学、传播学，乃至生物遗传学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家马驯化进行了研究。但对于车辆则不可能与家马起源问题一样，采用诸如生物遗传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作者在简要介绍了学界观点之后，就将此问题放下，让读者自行判断。学术研究中需要悬置的问题太多，在不影响研究主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悬置一些枝节问题，但需要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告知读者，这是研究的品质所在。

车战的示意图。

接下来，作者就车辆自商代开始的发展史作了简明扼要的梳理，进而将传世文献、出土资料及其相关复原研究作为整体史料，讲解东周战车的形制以及先秦人乘车的形式。接下来以单车为例，重点讲解了车左、御者、车右的相关知识，并在其中穿插了作战兵器及其使用方法等，在一些重点知识处，还运用中西比较、古今比较的方法进行重点讲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结合具体的史实，而非以抽象的说理，来说明车辆知识以及车战中，车左、御者和车右的作用及其配合，让比较难以理解的知识，或者往常读书不甚注意的知识，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如作者在讲到车前的“轼”时，就详细地介绍了轼的作用、为何不将轼造得太高等，进而讲到“轼”作为动词的情况。

这些知识如果单独讲解其实非常枯燥，但是作者将之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下，如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前，斗勃奉命至晋军军营请战，他请晋文公冯（即“凭”字）轼而观的故事，不仅能够让人理解轼的作用，还能让人知晓春秋时代的外交活动中，外交辞令是如何表达的。（41页）而轼（式）作为动词时，演变出了“式礼”，这就为理解其他典籍中的相关知识，提供了参考。如《史记·魏世家》中的“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一句中“轼”的意义，《史记正义》中将之解释为“文侯轼干木闾也”，意义不甚明了，但在阅读了本书之后，读者就会对这一“轼”字有比较清楚的理解，同时对魏文侯礼贤下士的形象有更充分的认识。（43页）

在讲到车左时，因为车左的职责是射箭，所以作者从射箭的具体职能讲起，进而介绍了“中国式射法”，同时对这种射法形成的原因，即中国式射法所对应的亚洲复合弓进行了介绍。通过将“中国式射法”和西方“地中海式射法”加以比较，其实多少纠正了今天影视作品对于中国古代射箭动作的错误认知。

郎世宁《乾隆皇帝射猎图轴》（局部）。

此处配有郎世宁所绘《乾隆皇帝射猎图轴》以及安特生所摄内蒙古人射箭的照片，直观地展示了马上射箭和一般射箭的射法和身体姿势。（50页）作者以图画和照片的形式展现“中国式射法”，并且选择的都是清代和近代的图像，是想要告诉读者，其实“中国式射法”不仅形成时间相当早，而且延续性相当强。

在涉及御者这一战争角色时，作者关注御者的专业素质、精神状态，与车左、车右的关系等多个方面，从《左传》出发对这些方面涉及的问题都进行了考索。尤其是作者对御者与马的关系的研究，值得重点关注。其中又以对执辔的说明最为瞩目。（66—69页）作者注意到了江苏省淮阴市高庄出土的青铜器刻纹中的御者执辔和战国铜鉴上的御者执辔形象，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说明了四马如何由一位御者驾驭，这证明古代刻纹的写意描绘中，也存在事实的刻画。同时作者还以史诗互证的手法，说明了《诗经》中若干诗句对车战的事实性描述。可以看出，作者在研究人马关系时并用了多种文史方法。

同样地，在研究车右时，因为车右的作用是近距离格斗，作者花费了较大篇幅介绍车右的兵器，针对兵器攻击的范围、兵器形制、兵器命名、兵器不同构件的作用等，结合出土实物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考述。同时又在讲解中有意识地纠正由于文艺作品的普及而带来的对兵器的错误认知，（84、93—96页）让读者能够正确理解历史中的车右到底使用何种兵器。当然，在这部分中，作者同样使用了在研究车左、御者中的诸种方法，尽量通过历史场景还原车右在战争中的作用。

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系统的眼光看待车、人、马、兵器等车战中的要素，并且以系统的眼光把握诸要素的关系。在整个叙述中，作者始终没有忘记春秋车战中的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前面提及的贵族精神。

车作为重要的礼器，对每一个零部件赋予特定的名称，本身就是礼制的体现；马匹数量的不同，本身也是礼制秩序的体现，在中国古代所讲的“五礼”之中，就包括了军礼。讲车左时，专门讲“射箭的道义”；讲御者时，专门讲“御者勇救主人”；讲车右时，专门讲“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在讲御者时还讲了《左传》借君子之口对羊斟的道德评判等等。（72页）其实都在提示读者，春秋车战中始终包含一个重要的礼学要素。车、人、马、兵器和礼制，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才是完整的春秋车战的面貌。

从历史中发现车战

将车战作为系统加以详细研究，虽然窥见了全貌，但这个系统却是静止的，相当于看到了以车为单位的单车作战系统的静态画面，这还不足以了解战争的面貌，因为战争是一个急速运动的系统。如何将这个系统在动态的战争中展现出来，这就需要回到历史场景中去。结合那些看似与车辆这一核心要素无关的知识，动态地认识车战的来龙去脉。

《春秋车战》的作者显然深谙这个道理，下编以“春秋车战简史”为名，将车战置于春秋时代一系列著名的战争场景中，帮助读者理解车战。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可动态地考察车战这种战争形态，但缺点同样明显，这就是《左传》等先秦史籍提供的车战细节实在有限，要想通过一两场战争来反映车战的全貌显然不可能，因此我们在阅读下编时会发现，作者在根据《左传》的记录讲一系列的历史故事，其中和车战相关的内容整体占比并不多。怎样理解作者的叙事策略就是关键。

作者在某一场战争中，并不强行展现车辆作为战争工具的全貌，也并不强调车辆对冲带来的战争场面，而是以每一个历史故事展现一个车战的侧面，或者某个细节，将车战作为一个系统，非常技巧性地以一场战争关注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用多场战争构建一个全景式的车战场景。

如“曹刿论战”这个故事中，作者的叙事策略侧重选择了鼓和轼这两个车辆要素。一般关注曹刿论战的重点在于曹刿对“一鼓作气”的论述，即曹刿的指挥逻辑，而忽略这场战争中擂鼓本身的意义。作者虽然按照《左传》事件发展顺序进行论述，但行文的侧重点则不同。曹刿站在了车右的位置，实际上担任了这场战争的指挥官；（142页）强调当时一般的（车战）作战流程中击鼓的作用；运用考古资料说明车轼的高度，以表现曹刿登轼而望。作者整个叙事的重心并不是在曹刿的计谋，而是战争中作为事实上战争指挥的曹刿如何以车为中心的行动。

战车的复原图。

又如“城濮之战”，一般人关注的是“退避三舍”这个成语，晋文公既实现了对楚成王的承诺，又达到了避敌锋芒的目的，可以说这是一次“战略性”撤退。作者专门讲解了晋国的三军与楚国三军的对战，并且以图示的形式说明了双方交战的情况。（187页）文中提到城濮之战时晋文公的梦，（185页）齐晋鞍之战时，又提到晋国韩厥的梦，（240页）作者为什么又要讲战争中个人梦境之类看似与车战无关的东西呢？

首先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按照《左传》原文敷述。其次，这些知识，本身也是战争中的要素之一。《孙子兵法》就说“兵者，诡道”，这个“诡”除了计谋之外，其实还包含了数术的成分。数术包括选择、风角、占候等等，都是当时的科学知识，在先秦时代的战争中，形成了一种与战争相关的专门数术——兵阴阳。如何解梦，涉及的是占梦（一种数术），在当时理所应当被看成是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要素之一。虽然这是一种回溯式写法，即梦境可能是《左传》编纂者根据战争结果演绎的，但这种书写对于理解历史时空中的车战本身极其重要——在古人看来，武力之外，决定战争胜负的非人为因素是非常多的。作者的写法应该考虑到了这些问题。

前文已经强调，车战有很强的礼学成分在其中，讲到“乐伯致师”时，车左乐伯、车右摄叔，以及鲍癸的行为都含有强烈的礼学意义在其中。（219—220页），不过这种礼学层面的意义在越来越残酷的战争中，正在逐步瓦解。作者在讲述春秋车战的开头，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讲到宋襄公时，作者以“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来概括因宋襄公机械地坚守某种价值观而导致的泓水之战的惨败。作者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谈，但这里提到的车战涉及的两种新旧价值的碰撞，却能带来思考。作者在文中指出：

作者专门提出了宋襄公的仁义害国，但作者的重点在于强调车战这种带有礼仪性质的战争方式在春秋时代出现了变化。

这就和前文所述的周桓王与郑庄公的繻葛之战有相同的地方。郑庄公采用“鱼丽之阵”最终打败了周桓王的传统阵列，说明了车战中阵型的创新在战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宋襄公则死守战争中旧的礼仪规范，最终被楚国军队打败。两者都说明旧的战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走向衰落和瓦解。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意味着诸侯的崛起，周王的衰落”。如果扩大范围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旧战争形式的衰落，和新战争形式的崛起。不过任何新的战争形式的出现，其实都并非一蹴而就，车战在春秋时代继续扮演战争主角的角色，并且其形式还将在后续的战争中不断丰富，当它走向极盛的时候，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孕育多时了。本书以“步兵复兴”结尾，其实也就意味着车战将在未来走向衰落。这恐怕是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更深层次的意思。

作者／冯夷

编辑／李永博 罗东 张婷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