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对话《流浪地球2》科学顾问：中国科幻，“精于科学，委以人伦”

本期话题：从《三体》到《流浪地球》，中国科幻电影背后的“科学顾问团队”是群什么人、怎样合作？对电影情节，产生哪些影响？科技特效水平提升后，中国电影数字产业离好莱坞还有多远？如何平衡电影的“科学”与“科幻”？从业者怎样平衡“科研”与“科普”？如何看待数字生命等科学伦理问题？科幻电影中，怎样注入人性的温度？

*科学团队要构筑电影的世界观，剧本、置景、概念和全周期把控。

*大结局五种备选方案，为何舍弃超光速弹射，选择相控阵核爆月球？

*科幻电影世界观搭建，难在哪？

*特效燃，但中国电影数字水平从“工地化”到“工业化”有多远？

*“精以科学，委以人伦”，科学伦理是科幻片的核心要素。

*“报酬并不高，但让公众知道我们做的事，更有意思。”

从《三体》到《流浪地球》，中国科幻电影的剧本编剧水平、拍摄水平和数字特效制作水平，都体现出高水准。

这三大元素的进步和融合背后，有一支“神秘”的科学顾问团队，他们由天体物理、物理力学、人工智能、行星生态学等领域科研专家和学者组成，负责构筑整个科幻故事的“世界观”，科学团队的“跨界”碰撞，也创造出很多脑洞大开的经典场景。

科学顾问团队在科幻电影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电影情节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为大家请到《流浪地球2》科学顾问团队成员：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崔原豪。他也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普委员会主任助理，科技畅销书作者，致知计划金奖获得者。

垂直起降型歼20-C战斗机双人座舱拍摄画面（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

【Part 1】从“核爆月球”，看科学顾问如何影响电影世界观

记者：《流浪地球2》中，科学顾问团队的主要工作是？

崔原豪：我在《流浪地球2》里边主要负责人工智能部分。科学顾问团队整体负责信息科技的呈现或概念设计、世界观架构。我们团队具体负责人工智能和（灾难前）社会呈现。

记者：科学顾问团队在中国科幻电影中是否普及？

崔原豪：这是个新兴职业。以前的科幻电影没有涉及太多科学部分，幻想部分居多。但是现在观众对细节的要求更多了，所以《流浪地球》是中国科幻电影史上，第一个有大规模科学顾问团队参与的电影。我们共有5个方向的顾问，包括天体物理、理论物理、力学、人工智能和行星生态学，大部分人员来自中科院的研究所。

记者：不同学科的专家，大家是怎样组织到一起的？

崔原豪：通过12个部委联合组成的“中国科协科影融合办公室”。一部分科学家对艺术感兴趣，一部分艺术创作者需要科学家指导。在这个交流平台上，可以创造新的火花。

记者：《流浪地球》系列从太阳的“氦闪危机”到人类策划地球逃离太阳系，比特效更精彩的是剧本呈现的宏大世界观：有人想逃离，有人想躺平干脆做数字生命，这些世界观和人物线是怎么形成的？科学顾问对电影情节会产生什么影响？

崔原豪：《流浪地球2》里，科学团队会参与全电影生命周期——包括剧本建议、置景建议，概念设计和世界观设计和概念呈现的科学性把控。

不同科学团队在擅长领域互相交互、共同创作。比如月球危机时，天体物理团队给了五种解决月亮危机的方案，导演选择了一种呈现较好、更切合实际的方案——相控阵核爆月球。

记者：最后是全球300位50岁以上的航天员主动用核弹殉爆的方式非常壮烈。以前世界核泄漏危机中，已经上演过了——老同志先上，这样处理更有人情味？

崔原豪：这是较核心的泪点。中国文化里，集体主义是非常有正能量的呈现方式，所以导演觉得这可以引起大家共鸣，是艺术的考虑。

应对“月球危机”时，物理组给了另一种脑洞大开的设计——从地球上发射成千上万个“超光速”的弹丸，把月球“弹”飞。这个设计，做了详细计算，证明在一定假设下是成立的。但相比“相控阵核爆月球”，它的情感浓度没那么高。

记者：科学团队来自不同单位、不同学科，前沿科技团队间，是独立工作，还是平行交互？

崔原豪：有一定程度交互，大部分情况下是独立工作的。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部分呈现、设计和世界观负责。有专业问题交叉时，会有一些交流。我们24小时在线，任何问题制片会和我们联系，有一部分工作，比如“世界观搭建”时间比较长，会在过程中不断迭代。

记者：最难的就是世界观搭建，难在哪？

崔原豪：过程中希望以现在的科学事实为基础，推理假设情况下，比如氦闪存在的情况下，世界会呈现什么反馈？

反馈是各方面的，比如科学、社会、军事、经济方面，因为社会是动态稳定、脆弱的过程。一场大流行，会导致科技导向、军事纷争、世界政局动荡等反应。我们希望给观众更稳定的世界呈现，并不是“虚构架空”世界。需要大家有代入感，认为这个世界真实，情节才成立。

《流浪地球2》棚内拍摄图（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

【Part 2】从“工地化”到“工业化”，国产科幻数字水平距好莱坞差在哪？

记者：现在观众看到的中国科幻电影特效制作水平，像太空船变形、宇宙空战等，不输于好莱坞制作。这种效果，是中国电影数字技术独立完成的，还是花钱“烧”给国外公司做？

崔原豪：80%以上都是中国做的，包括很多呈现形式。剧组里的道具很多是一些大型建筑公司提供的，经过改装后就上了。包括用了真实的曙光计算机，特效技术80%以上都是中国制造，这里边困难程度在于，各个特效公司间的接口和数字资产定义不一样。主要是通过一套完整的工业处理流程，让二三十个特效公司一起协作，这是《流浪地球2》后，对今后科幻电影的探索和尝试。

记者：中国的电影数字特效水平，比好莱坞差在哪？是数字化，还是工业化？

崔原豪：工业化。中国单纯做一个镜头很出彩，完全不比好莱坞逊色，甚至可以超越。但做很多个镜头时，成本远超好莱坞。对于一部电影，成千上万个镜头需要工业化流程，让制作成本可控、制作时间可控。这是电影工业化的意义所在。《流浪地球》的导演有一句话，挺生动——在电影“工业化”前，现在只停留在电影“工地化”。

记者：实现从“工地”到“工业”了吗？

崔原豪：整体看，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Part 3】科幻电影，如何平衡“科技”与“科幻”

记者：电影中的科幻道具、科学事件，真实么？比如9万公里的太空电梯、地月危机等有理论基础，还是开脑洞开出来的？

崔原豪：太空电梯是有理论基础的，这是人类大规模进入近地空间的可行途径之一。很多人正在从事太空电梯的研究，没有突破的关键问题是材料强度问题。2018年，日本有家材料公司尝试过，但没有实现。

移山发动机是基于假设，“硅-硅”重核聚变，难度要比太空电梯高得多，未来不一定能做到，但无论如何人类要进入太空，一定要利用核能的，因为其他能量完全不足以支撑人类走出太阳系。

记者：所以，世界观和故事情节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当然，怎么实现“流浪地球”的条件，是探索的过程。

崔原豪：这正是科幻电影的魅力所在。比如太空电梯的材料问题解决了，想象未来太空电梯是什么样？可能是什么推进方式？比如是火箭推进加磁力推进？中间的太空空间站什么样？坐落于地球什么位置，比如赤道？这些都是基于核心假设的推理。

记者：科幻电影中的“科幻”怎么平衡？是偏重于科学的真实客观，还是打开想象力的放飞自我？

崔原豪：可能对小说而言，要平衡一下“科学”与“科幻”；但对电影，是另外一件事——要平衡的是“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彼此呈现。

为了视觉呈现效果，可能会做一些科学和艺术上的平衡，大家可能会质疑一些电影里的科学和逻辑性，但我只能说，这部分事件都是之前认真考虑过的，为了艺术平衡，做了取舍——因为电影本身也要通过一些情绪去感染人，这是导演必须需要考虑的。

记者：比如《流浪地球2》里，哪些情节受到了这样的挑战？

崔原豪：比如“核爆月球”，这个事件需要假设月球本身的物质是均匀的，包括每个人按炸弹的时间要严格遵循时序——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但影片中我们假设它是成立的，就能呈现出来比较符合科学逻辑的现象。我们需要坚持公众已知和公认的科学规律和事实，但前沿科学、没有定论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假设，把它跳过去，进入到视觉呈现阶段。

《流浪地球2》穿戴式外骨骼机器人和领航员号空间站模型（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

【Part 4】热议数字生命背后，抓住“科学伦理”的安全绳

记者：无论是《三体》还是《流浪地球》系列，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幻片可以驾驭一种宏大有想象力的世界观，更可贵的是，看到了很多人性的温度——比如人类的价值取舍，科幻电影中，怎样处理和表现“人类和人性”的温度？

崔原豪：如果我们“精以科学，委以人伦”，这才是真实世界。“科幻片”不是“科教片”，它既不是单纯电影，也不是单纯故事，“人文”本身才是真正触动观众的东西。科幻电影的人文精神，对社会的讨论，呈现的社会及主角间的矛盾，这个是核心部分。

记者：怎么去看“数字生命”这个课题？如果肉体不将存活，人类通过芯片和计算机高度算力模拟，让生命存在于数字虚拟的世界里，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得到永生，甚至进化演变。

这里面的科学伦理挑战在哪里？比如记忆被篡改了怎么办？像《骇客帝国》那样AI反噬人类世界怎么办？在科技发展的极限里，怎么把握这个科学伦理问题？

崔原豪：电影里，我们对数字伦理的幕后做了非常多地讨论——人的肉体和人的意识，到底哪个代表人的唯一？人的意识如果被篡改，他是不是原来的人？数字人自我复制后，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哲学命题和深刻的东西。再比如，如果数字生命真的存在社会或文明，这个文明和人类文明有什么冲突？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电影里边呈现的可能是其中一部分。

现实中，数字生命离我们有点遥远。但计算机模拟去触发数字生命的过程，比如代码假设是单细胞生物，把很多代码放在封闭环境里，能不能通过遗传进化，产生新的强大代码？现实验证是可以的。数字生命现在就像人类诞生的最初阶段，就好像是“寒武纪”爆发阶段。

但这恰恰需要我们修正方向，深入思考可能的伦理发展。人类自己，包括脑科学也不太清楚“意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有一天机器真的产生意识，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事。

【Part 5】科学顾问“不挣钱”，传播科学“很值钱”。

记者：作为科学专业人才，你们怎么看专业的“科研”与大众化的“科普”之间的关系？二者有矛盾么？好像某种程度上有悖论，要做深，还是做广，让更多的人对科学感兴趣？

崔原豪：科研是发现知识的过程，科普是传播知识的过程，受众不一样。前者需要一小部分人，我们和同行去评议问题的正确性；后者面向大众，我们要考虑的是大众对知识本身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兴趣？我之所以决定参与《流浪地球2》，主要是因为能把这个领域一些有意思的知识，传递给大众。

记者：如果非要“八卦”一下，这个工作的报酬和性价比如何？

崔原豪：我可以直说，报酬相比我的本职工作并不高，但是我们既然在做这样的科研方向，就有义务让大家了解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事。

（作者：经济之声评论员、《远见》栏目制作人王思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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