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王觉非的吉安行脚

本文转自：井冈山报■吴强

若论血缘和地缘，已故史学大家王觉非（1923年—2010年，籍贯河南林县）是不太可能和吉安发生关联的。然而，就在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与父母一同避居皖南屯溪的王觉非在中学毕业后，萌生了前往大后方重庆继续求学的念头，因此与吉安发生联结，并在晚年所写回忆录《逝者如斯》中如实记下了这段短暂经历，成为后人观照抗战时期青年人读书生活的直接材料，也是彼时吉安一地风物人情的间接反映，极为珍贵。

王觉非1943年夏从徽州中学毕业，而后与好友吴玉祥、陈恕人结伴于同年开启万里西行。与当时不少青年人的想法一样，他们的目的地是重庆，准备在那里继续学业。有别于今天高铁、飞机、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加上日军侵略已经严重破坏浙赣线，使得三人原本就很艰难的西行之路更是困难重重。王觉非和同学只好一边走，一边筹划下一站该怎么走，充满了不确定性。就这样，他们从屯溪汽车站出发，以类似《围城》中方鸿渐一行人坐汽车至三闾大学的方式开始西行第一站。到了盛产红茶的祁门之后，三人略事修整，好不容易才以高价找到一个船家，走水路经浮梁、景德镇而至波阳。

在浮梁，映入王觉非眼帘的早已不是白居易笔下《琵琶行》中的繁华盛景，而是一片萧条：“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商店也不过两三家”。而到了景德镇，更是由于战乱导致原本名贵的瓷器不得不贱卖出售，“货运不出去，外地顾客也很少前来”，“许多瓷窑都停产了”。与之相伴的还有人们对未来前景的极度悲观，“不但生意难做，还不知哪一天命都保不住”。首趟水路的终点站为鄱阳湖岸边的波阳。因得益于地利之便，波阳较之浮梁、景德镇倒是要兴旺得多，码头上各色商船来往，到处都是鱼贩子，“四周散发着浓烈的鱼腥味”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乱年代，人心叵测，路遇匪徒实属正常。王觉非三人从波阳沿着鄱阳湖继续行进，先后碰到船家口中“只要钱，不伤人”的“湖匪”和日军封锁线，有惊无险到了临近南昌的进贤县，而这里距离吉安也就不远了。他们在当地雇了一辆独轮车驮运行李，休息一晚后于次日清晨步行上路，不时能遇到从江浙一带转往大后方者，“有几个从上海来的女青年，精神抖擞，一面走，一面擦汗，还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而这条路也成了从江浙皖赣通往大后方的一条繁忙通道。经过整整一天的艰苦跋涉，天色渐晚时三人才到吉安，“吉安市面繁荣，人口较多”，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已于1939年4月到6月间陆续搬迁至吉安下辖之泰和县。

王觉非三人在一家靠近汽车站的旅店住下，并借机找寻前往株洲的办法。因为只有到了株洲，才能坐上火车至桂林，也就算是进入大西南了，而要到株洲，就必须先去泰和，“从那里可以有汽车前往株洲”。循着这样的思路，他们向一位中学毕业生模样的青年买了高价票，计划次日一早坐他的车赶赴泰和。但临上车时发现玄机，深感上当受骗，“我们找到了汽车，一看汽车皮上的油漆都已斑驳脱落，肮脏不堪，车厢内人已满，我们死命挤了上去”。好不容易到了泰和，三个人都挤出一身臭汗，疲惫不堪，难以形容。

王觉非对临时省府泰和的印象倒是不错，“市面比较清净，秩序也比吉安、波阳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搬迁至此不无关联。三人也就趁机稍事休息，并在下午和傍晚前往汽车站了解交通情况。经过一番观察，并汲取前一次的教训，他们选择了一辆外观较好的汽车，买了最后几张票，次日一早从泰和出发。经过一天的颠簸后，车抵株洲，并在株洲火车站候至当夜十一点左右才等到一列停靠站台的火车，得以继续西行至桂林，再经贵阳，最终抵达重庆。进入国民党政府为沦陷区学生设立的大学先修班已是1943年初冬了，直到1944年秋才正式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结束了这段长达一年多的颠沛与流离，从此踏上学史、治史之路，终成蜚声国际的英国史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