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历史上的第一次满汉大较量，也是汉族官员第一次集体觉醒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暴发户”，他们的横空出世也对满清的权力中枢带来极大的冲击，也彻底动了满清权贵的奶酪，但满族权贵并不甘心自己大权的旁落，他们中间有过抵挡，也有过反击，甚至有对汉族官员的杯葛，这其中尤以满族绿营高级军官为甚，他们不想分权给汉族官员，尤其不能容忍他们和自己平起平坐，这也是满清建立来的惯例，然而，这种惯例却被左宗棠的一次生死案所打破，这场争斗，名为营救左宗棠，实为满汉官员的一次大较量，这也是汉族官员第一次集体觉醒，表现出空前的团结。

左宗棠

这件被曾国藩形容为“波浪掀天”的大案发生在1859年，永州总兵樊燮控告左宗棠案，它发生的时机和背景颇让人玩味，我们也都知道，左宗棠并非进士出身，而是落榜举人，后根据当时的惯例进入高官府上做师爷，为日后进入官场进行历练，在一班官场好友的推荐下，左宗棠先后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和骆秉章处任首席幕僚，幕僚当时也称孝廉或师爷，大多无品级，从咸丰二年一直干到咸丰九年，左宗棠整整干了八年的师爷，由于左宗棠在幕僚的位置上干的很得心应手，深受各方的赞誉，尤其是他在任上为当地百姓做过不少的好事，百姓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因为能干，骆秉章也落得自在，无论是治军还是察吏，骆秉章都对他言听计从，并一律交给左宗棠去处理，地方官员请示事情，骆秉章也俱答以〝问季高先生〞，季高是左宗棠的字，只要左宗棠说行，骆秉章也就同意，当时骆秉章的官衔是〝右副都御使〞，而湖南百姓则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可见，左宗棠在当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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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察史〞地位让湖南地方官对他又敬又怕，八年来，左宗棠假张亮基、骆秉章之手，以〝才品猥鄙〞、〝才质昏庸〞为名，让一大帮欺压百姓的知州知县被撤职，此外他又保举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加官进爵，使得他在湖南累积了极高的声望，然而有一个人却看不惯左宗棠的做法，他就是永州总兵樊燮，时任湖广总督官文的五姨太是樊燮的亲戚，官文是满族官员中的大佬，又是满族绿营军统帅之一，有了这层关系，大字不识几个的樊燮自然不把左宗棠放在眼里，而官文作为绿营军的统帅虽一直和曾国藩共事，共同对付太平军，但他对曾国藩这样“投机”的汉官自然不信任，一直想尽办法排挤和打压他，然而由于绿营八旗的战斗力实在不咋地，每次都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这样一来，他还得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来收拾残局，因此两人之间是既合作又提防，左宗棠作为曾国藩的好友以及另一湘军领袖胡林翼的亲戚，个人名气又大，自然被官文所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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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少文的樊燮靠着官文的关系而做了总兵，由于他过于肥胖，不会骑马，只能坐轿，有次检阅新兵，他竟然坐在轿上检阅而沦为笑谈，此外樊燮还贪腐成性，左宗棠也掌握了他大量不法证据，于是便以骆秉章的名义召他到省城训话，按照老规矩，其他官员都要先去拜见左宗棠，再见骆秉章，但樊燮自恃有官文撑腰，自然不吃这一套，在见过骆秉章之后，他才慢悠悠地来见左宗棠，轻轻地作了个辑，算是见过了，左宗棠没好气地斥问道：“见了本官为何不下跪？”樊燮顶了一句：“我堂堂当朝二品，你不过一个不入品的师爷，岂有向你下跪之理？”左宗棠怒喝：“武官见文官都要下跪”，樊燮不理他，转身就走，左宗棠本来就个性刚烈，加之又看不惯樊燮鱼肉百姓的恶行，他猛地照着樊燮的屁股就踢了一脚，怒骂一声：“王八蛋，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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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奇辱大辱的樊燮急匆匆赶到官文处告状，官文本就和曾国藩、左宗棠明争暗斗，这个机会他岂能放过，而且清政府一直严禁幕僚干扰军政要务，左宗棠在骆秉章的放权下，处理军政要务，已经属于违规之举，如果朝廷真的追究起来，不但左宗棠脑袋不保，就连骆秉章也要受到牵连，于是官文和樊燮以〝劣幕〞来控诉左宗棠，两个二品以上大员状告一个巡抚师爷自然是碾压式的，咸丰几乎不假思索地就下了御旨，以钱宝琛为钦差大臣，南下调查左宗棠，并要求钱宝深会同官文，把左宗棠押至武昌，“左某如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曾国藩闻之大惊，长叹道：湖南之局面，己无宁日矣！官文上书惩治左宗棠，实则也是敲打曾国藩等人，而湖南作为曾国藩的大本营和湘军抗击太平军的中枢，一旦没有左宗棠这样的亲信维持，帮助湘军征兵和筹粮，则湘军很有可能会崩盘，因为在参本中有〝属员耸恿，劣幕要挟〞之语，官文在参左宗棠的同时也对骆秉章进行连带打击，结果，骆秉章被咸丰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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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是骆秉章，还是曾国藩，他们都在被满官排挤之列，这是对方有意识的行为，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营救左宗棠，也是拯救他们自己的未来，左宗棠遭此劫难，几乎让所有汉族高官都空前团结起来，他们相互通信，共谋营救左宗棠之对策，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左宗棠以参加京师会试之名，辞去幕府之职，在拜会胡林翼、刘坤一、彭玉鳞、郭祟焘等人后，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左宗棠决定读书归隐、著书立说以再谋出路，安抚好左宗棠后，曾国藩等人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大串联，积极参与营救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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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郭祟焘、王闿运、高心夔等人开了个碰头会，由郭祟焘出面，找到了咸丰帝的老师藩祖荫，让他给咸丰帝上奏，为左宗棠求情，同时，郭祟焘等人又找到权臣肃顺，希望他也为左宗棠说话，郭崇焘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曾任曾国藩的幕僚，后入翰林院偏修，在肃顺推荐下，入南书房行走，成为咸丰的近臣，肃顺，满族权贵中最亲近汉族大臣的人，也是宗室中最清醒的一个，尤其在目睹绿营军被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后，肃顺认为满清要想江山永固，唯有信任汉臣，曾国藩、胡林翼、郭祟焘等人也都是他提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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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祖荫在给咸丰的奏折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也极具说服力，奏折中他直言，湖南处抗击太平军之枢杻，“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季高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又言“官文惑于浮言”云云，藩祖荫谓之“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对咸丰的触动很大，他就此问肃顺，肃顺说，湖南地方抗击太平军的局面确实是左宗棠在支撑，骆秉章的功劳其实全是左宗棠的，咸丰闻听，立即下旨于曾国藩，认定官文“惑于浮言”，让曾国藩和左宗棠商量“是留军营抑或回湖南”，言下之意，这个人我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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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胡林翼闻之大喜，立即分头给咸丰上奏，大赞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军事”，“江西贵州广西之收复，皆有左季高之功”，咸丰于是下旨，令左宗棠在湖广等地招募兵勇6千人，开赴江西淅江等地，与曾国藩并肩抗击太平军，左宗棠立即召集湘楚旧部5千人，以王开化任总领，刘典杨昌浚为副，开赴祁门，其后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左宗棠就以落榜举人的身份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封爵二等恪靖侯，步入人生巅峰，成为封疆大臣，营救左宗棠是汉族大臣第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与以官文为首的满族绿营高官的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1866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上疏，弹劾官文“贪庸骄蹇”，朝廷查出官文贪污了大量军资，官文也因此被解除了湖广总督的职务，此事件也成为满汉斗争的分水岭，此后汉族官员开始登上权力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