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外卖骑手的辛劳，但善意解决不了他们的社保问题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临沂大学文学院的邢斌老师讲述自己“卧底”当外卖骑手一个月的经历的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在网络上刷屏。在此之前，副处长送外卖、大学博士当骑手的消息也曾经引发广泛关注。

虽然这位老师声称自己当外卖骑手就是“想体验体验”，不过从他的行文来看，外卖骑手简直生活在一个“悲惨世界”中，他还提出了一个终极性的追问：“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具体涉及外卖平台对外卖骑手的控制太紧、外卖平台偏袒消费者、外卖骑手没有社会保障等问题。

这些问题，表面上看似乎责任全都在外卖平台，但是它们其实与外卖行业的商业模式密切相关；给定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那么外卖行业的商业模式也就不再成立了。

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可能是仅凭外卖行业或外卖平台自身无法完全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就是如此。

外卖骑手并不是外卖平台的员工

根据美团的年报数据，2021年美团的骑手人数为527万，到2022年底增长到了624万，进入2023年后超过了700万。加上其他平台，全国外卖骑手的总数无疑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有调查称，外卖骑手六成以上都没有社会保障，这意味着全国范围内至少有几百万、甚至可能有近千万的外卖骑手没有社会保障，也就是说，他们当前的医疗和日后的养老，有可能没有太大的保障。

从最直接的层面上看，之所以有这么多外卖骑手没有社会保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骑手不是外卖平台的员工。

外卖骑手既然如此之多，外卖平台直接管理难度很大，因此现在的外卖骑手不是平台直接管理的，而是借助于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来管理的。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外卖骑手从来都不是平台的员工（充其量只是有可能成为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的员工）。这样一来，外卖平台与骑手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外卖平台不需要为骑手购买社会保险。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外卖骑手在平台拿到的报酬不是工资，而只是消费者通过平台转交的配送费。

第二，外卖骑手通常也不是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的员工。

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与外卖骑手签订的通常是“合作协议”，而不是传统的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同时外卖平台与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签订的也不是劳务派遣协议。

这样一来，外卖平台就进一步加固了隔离墙。同时，劳务公司等外包公司也规避了为骑手购买社会保险的责任。

不然的话，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8条的规定，派遣单位有按照国家规定和派遣协议约定，为派遣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办理社会保险相关手续的义务。但这显然是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没有能力负担的。

当然，如果外卖平台、骑手和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之间真的构成了劳务派遣关系的话，那么外卖平台（用工单位）和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派遣单位）是可以就骑手的社会保险问题做出相应安排的，那样一来，无论手续由谁办理，最终的费用肯定还是要落到外卖平台上，而这个结果正是所有这些合同安排试图避免的。

第三，户籍门槛。

在有些地方，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外地户籍的骑手即使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也无法办理。

第四，外卖骑手不想参加社保。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外卖骑手自己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第五，其他原因。

例如，承接外卖平台的外包劳务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其实并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因此无法办理社会保险业务（当然即便具备劳务派遣资质，也没有动力）。又如，劳务公司等外包机构频繁更换，给骑手参加社会保险增加了困难。还有，劳动仲裁和诉讼时间长、维权难度高。

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对于骑手的数量而言，骑手与外卖平台或第三方外包机构之间发生劳动争议的案例不算太多。而且有数据表明，在骑手请求认定劳动关系的诉讼中，虽然有一些得到了法院判决的支持，但是三分之二以上都未能得到支持。

外卖平台商业模式和传统社保体系存在冲突

有人或许会说，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外卖平台将骑手纳入员工体系并确认存在劳动关系，不就可以解决骑手的社会保险问题了吗。这可能是行不通的。这样做，外卖平台可能会无法维持经营，现在已经如此发达的外卖行业可能会迅速萎缩，这最终也会损害骑手的利益。

一个前车之鉴是，在美国，加州最高法院曾判决开优步的司机应该享受优步公司的雇员待遇，但是这个判决在四个小时后就宣布无限期地暂停执行。因为优步公司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它肯定无法继续在加州经营下去，于是宣布全面退出加州。

加州最高法院发现，这种判决不但不能让司机得到雇员待遇，反而只会使司机失去更多机会，因此暂停了判决的执行。

在外卖平台出现之前，外卖业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存在的，例如，当菜品金额达到了一定额度且距离较近时，有些餐厅是愿意送上门的，只是送餐速度通常很慢。当然，送餐人员通常是餐厅自己的工作人员，而且业务量也非常小，与现在的外卖行业完全不可等量而语。

发生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许多人极力抨击的“算法”。没有了算法，现在这种规模的外卖行业是无法想象的。

外卖行业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根本原因当然是外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外卖的整体成本（主要体现在价格下降和等待时间减少这两方面），从而提高了消费者可以获得的价值，放大了潜在消费需求并使之变成现实。而要降低外卖费用，依靠的主要就是能够在保持尽可能低的配送费的前提下，让消费者、骑手、商家三方都提高效率的算法。

以送餐的外卖来说。

消费者倘若无法在较短时间就可以吃到饭，那么就不会愿意支付配送费，或者干脆改回堂食或自己做饭，那样外卖业务就成了无源之水。

骑手送餐的效率如果不够高，那么能够送达的订单数量就会很少，骑手的收入就上不去，那样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来当骑手。

外卖订单数量上不去，商家也就没有能力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产品。……

这是一个飞轮，没有强大的算法根本转不起来。

而强大的算法背后，需要大量的程序人员（或算法工程师）和巨大的算力，这些都意味着天量的资金投入。这是外卖平台的利润通常并不太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美团的年报，其2021年、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的“核心本地商业”收入分别为1366亿元、1608亿元和940亿元，（“核心本地商业”包括了外卖、到店酒旅、闪购、民宿及交通票务业务，其中占大头的是外卖）。另外，2021年、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美团“核心本地商业”的经营溢利分别为188亿元、295亿元和111亿元。

如果美团要承担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险，那么简单起见，假设平均每年只需要为一个骑手承担5千元的社会保险费用，700万骑手将需要付出350多亿元，哪怕再打个5折，这也显然是很难承受的。

（临沂大学文学院的邢斌老师说，临沂的“专送”骑手每月可以获得7千元左右的收入；但是除了“专送”骑车之外，还有很多众包骑手，因此不能直接按照那个收入水平来估算。）

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求美团等外卖平台马上给骑手按规定足额缴纳五险一金，那么可能导致外卖业务完全崩塌。

因为除了外卖平台无力支付巨额社保费用之外，至少还可能会带来以下后果：

一是外卖平台将不得不付出多出无数倍的管理成本；

二是由于骑手也需要承担部分社保费用，他们的收入可能会降低，因而骑手可能会流失；

三是向消费者收取的配送费可能不得不大幅提高，哪怕仍然会有少数顾客愿意付高价，但是肯定无法支撑整个行业。

在这个意义上，外卖平台的商业模式也许“天然”与传统的社会保险缴纳模式存在一定的冲突。

探索骑手的社保形式，为中国2亿“灵活就业者”提供参考

外卖平台是“新业态企业”，外卖骑手是“灵活就业者”，也许需要有更加灵活的社会保障政策。

像外卖平台这样的新商业模式，是经过了很多锤炼才在市场中生存下来的，这个事实本身说明相关各方应该都能够从中获得相对来说比较适当的收益。因此，适用于新商业模式的政策，也需要通过试错来选择、调整，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新的商业模式也许不能直接用原有的政策体系去绑定。

不可忘记的是，外卖骑手本身就是灵活就业的一种形式，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节省社保等方面的支出、让工作安排更加灵活方便，也是采用这种用工（就业）方式的主要出发点之一，这一点无可厚非。

关键是看新商业模式与相应的政策所组合而成的新体系，能不能带来好的经济后果，特别重要的是不能贸然采取可能会导致新的商业模式无法继续扩展的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就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而言，应该考虑如何为新商业模式与灵活程度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各种组合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作为第一步，或许可以分层次来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层是外卖平台最核心的骑手，他们掌握了熟练的配送技能并已经形成对平台的足够高的忠诚度，那么他们本身也是外卖平台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对于这批骑手，可以考虑纳入劳动合同管理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据报道，京东有不少外卖小哥就是如此）。

第二层可以考虑采用劳务派遣形式，通过正规的劳务派遣公司来为骑手办理社保，当然这一层仍然只限核心骑手。

第三层，鼓励骑手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必要时通过适当方式给予一定的补贴。

第四层，参照部分城市以往允许外来农民工只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的规定，允许骑手先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

当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外卖骑手，可能只占到较小的比例。

统计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大约有两亿人是灵活就业者，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如果能够解决外卖骑手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许可以为2亿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探索出一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