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皖北故乡 重新看见暮年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在这本酝酿了8年的专著中，在忠实记录和真实呈现之外，仇凤仙最想为老人们找回价值感

回到皖北故乡 重新看见暮年

仇凤仙（左一）和进城务工的农村老人们聊天。受访者供图

4月13日，江苏海安的志愿者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2月4日，合肥小庙镇小庙村的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在乡村公路上看风景。 均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巩持平

当初写博士论文时，一位学者跟仇凤仙说：“像你这样描述老年，我们都不敢老去了。”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在皖北农村长大。去年她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叫《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书里的23万字，是仇凤仙对自己村里老人们的观察和记录，有70个家庭100多位老人的生活痕迹，这也是她的博士论文。

从仇凤仙的观察视角，能看到很多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故事。随着社会变迁和农村发展，农村老人的地位和角色发生着变化，她记录下了他们突然失去土地又逐渐找回价值的过程。

皖北农村的女儿

《倾听暮年：李村老人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原稿是仇凤仙的博士论文，2014年完成；后来仇凤仙对内容进行调整，2018年形成书籍初稿。这本书本应更早面世，从成文到出版，差不多拖了8年。出版社编辑对书中关于老人们生活的描述比较谨慎，更重要的原因是，仇凤仙自己不积极。

出书前后的这几年，仇凤仙一直有些紧张。她担心某个观点或者某段素材经不起推敲，“一旦出书了，大家都会阅读，并且交流”。著书立说，在她看来是最为严肃、严谨的事情。

学术领域，仇凤仙一直面临关于“研究意义”的拷问。仇凤仙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从小生活在皖北农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她的研究群体都是自己村里的老人们。“农村是中国变迁的实验田，它多丰富，很多好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都是在农村里面做。”不过，也正因如此，国内关于农村老人的研究多如牛毛。

仇凤仙最初在某门研究课上提出这个想法，被任课老师驳回，他说，写这个一点意义也没有，农村老人一度生活困苦，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况且现在他们生活改善了很多，还有各种助老活动和帮助农村老人就业的政策。

更大的压力来自乡土人情。正因为熟悉，仇凤仙进入村子做研究时，从来不是研究者姿态，几乎是个“隐形人”。她的父母仍在村里住着，回家探亲的时候便聊两句。不带纸笔，不开录音，“带那些东西你就不要聊了，都用脑子记”。村里的习惯是这样的，老人都愿意聊聊别人家的事，谁家娶媳妇，谁家嫁姑娘。院墙本来就矮，即便关起门来，站在院里聊天，隔壁也都能听得清楚。

如此研究得到的素材，真实，且有温度。但怎么呈现，仇凤仙很难办。村庄里面，熟人社会，不需要点名道姓，事情一说大家都知道。

后来，仇凤仙删去3万字，对论文里的记叙做了案例化的处理，完全抹去个人信息，不会再被对号入座。曾有媒体采访时，想再翻出被她删掉的故事，她没给。在忠实记录和真实呈现之后，她最希望老人们依旧可以平静生活。

失去土地的老人

仇凤仙的外婆患有食道癌，也算一定程度的独居老人，即便孩子们也在村里，但都分了家。因为没钱到医院救治，整个家庭眼睁睁看着她的病情一步一步恶化，直到72岁时去世。仇凤仙记得特别清楚，外婆病了之后，她买了两袋单价五六块的牛奶，但外婆说：“哎呀，我以前就很想喝这个，但现在喝不下了。”

李村很多老人都是这样。有一个老人去世前的愿望是想吃一块牛肉，孩子没给买。仇凤仙想，如果他的生活条件好一点，最后的愿望怎么能是想吃一块肉呢？

上世纪90年代，皖北农村普遍比较贫穷，一家人的生计都靠土地。2000年左右，国家出台了“添人不添地，减人不减地”的30年长期土地承包政策，每家拥有的土地是固定的。没有其他经济来源补充，年轻人也只有尽可能多耕种土地，积累财富，养活自己的下一代。所以当时李村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是，老人60岁之后就要把土地让给已经自立门户的儿子，儿子回馈一些粮食和零花钱。

农村里有宅基地才能建房，位置固定，数量有限，一个儿子结婚，就分一次家，由父母提供一个宅基地。分到最后，无地可供，很多老人就把仅有的宅基地留给最后一个儿子，自己出去搭个房子住。

这样的房子被叫作“老人房”。在村庄边缘，庄头是“老人房”聚集点，零零散散的，几家老人聚集到一片田里，各自用砖头搭出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用来睡觉，前面再垒一个低矮的小屋，算是厨房。房子不怎么遮风，可能也不通电，没什么家具，只能满足老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

仇凤仙也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把房子盖得好一点？老人们回答，自己手里要留点钱，吃饭、看病、人情往来，都得花钱。“没了经济来源，他们找不到安全感。”仇凤仙说。失去土地之后，老人们随之逐渐失去权威、地位和价值，就像庄头的“老人房”一样，被边缘化了。

积极的自我

2003年，仇凤仙大学毕业，到家乡县委党校教书。仇凤仙到那里教计算机，之前学校有机房，没人会用，当时电脑还没完全普及，乡镇干部主要来学习办公软件的使用。

不用回家种地，还端上了铁饭碗，这是份很不错的工作。但仇凤仙觉得，日子一眼望到头。她不满足，又考取安徽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研究生，一直念到博士毕业。

她读硕士时便关注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在她熟悉的李村做研究，更易于入手。“学界的研究基本都是一种悲观视角。”仇凤仙发现，学者们写代际剥削，老人被儿女压榨到一无所有，甚至出现了自杀现象。学者们呼吁，要关注这群可怜的被抛弃者，拯救农村老人。仇凤仙隐约觉得可以有另外一种角度。在生活的压力下，老人的态度似乎并非完全被动。

仇凤仙所在的芜湖小区里，某天一下冒出来很多老人，在打理小区绿化。仇凤仙跟他们聊天，这些老人来自附近皖南地区的农村，土地收入不足以支撑生活，便出来到城里找活干，工作日结，每天报酬80元。他们跟劳务公司对接，每天早上8点把他们一车带到城市小区里，晚上再统一开车把他们送回村里各自的家。

仇凤仙看到了一种主动性，看到了农村老人“积极的自我”，他们身上有强韧的生命力，也有逐渐适应的能力，只不过蒙了一层悲凉的色彩——无论是在家种地，还是外出务工，他们所能做的工作都太辛苦。

找回的价值

2013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老人房逐渐没人住了，荒废在一边。

这跟村里年轻人出去务工有很大关系。那段时间，城里劳务市场对农民工需求特别大，出去基本上就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年轻人在外务工所得远远多于土地上的产出，农村老人的角色随之发生改变。

仇凤仙有个在李村的远亲，为了给儿子结婚盖房子，常年去捡别人庄稼地里没人要的小麦、红薯，后来儿子结了婚，和儿媳总因为生活琐事争吵，常吵到邻居看不过去了，上门来劝，她自己搬去了“老人房”。几年后，儿子儿媳要进城打工，儿子的空房子要看，孙女也留守在村里，交给她接送上学，老人的价值重新凸显，婆媳矛盾缓和了。

农村老人缺少稳定经济来源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仇凤仙很熟悉的一个木匠，家里父母75岁了，还在种地，坚决不要儿子一分钱。木匠的妻子在家里照看小孩，他们有2个孩子，大儿子上高一，小女儿才5岁。木匠每个月能挣8000元，收入很不错，但除了日常开销，还要供市区一套房子的房贷，如果哪个月挣得少了，日常生活都无以为继。这样的情况，即便想拿钱出来供养老人，怕也无能为力。

仇凤仙一直在想，与其让这些老人经济困顿，与其单纯给予基本救助，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们发挥价值创造条件。她曾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这样呼吁过，但被一位同行批评没有人文情怀，说老人们需要休息，让他们安享晚年更好。

2015年前后，学界风向有所改变。有位农村领域的知名学者提出“老人农业”的概念：“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农村的田地谁来管？就得靠农村老人。”仇凤仙说：“与此相适应，我们农村现有的生产体系、知识体系等，都要调整，重新建构，去适合老人进行农业生产。”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意义是，老人不再被视为一个“无用”的角色、被淘汰的对象，价值和作用都被重新肯定。

这几年，随着党和政府各项强村富民政策的推进落实，农村老人的生活渐渐变好。无论是在李村，还是在其他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或多或少领到一些现金补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各村特色产业不断发展，老人们能从土地上获得的经济收入也在增多。仇凤仙回李村后再看，农村的文化礼堂活动不断，老人们正在重新找回价值感。

“曾经那个时代就这样过去，很多老人都已经走了。”说完，仇凤仙沉默了好一会，“我们得抓紧时间，继续改善农村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