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力量的变化，解析府兵制在唐朝历史中的作用

军队的作用是保家卫国，不仅神圣，而且亘古不变，但是有部分观点认为古代的军队就是单纯为镇压百姓而设的一个统治工具。因此又得出另一个结论：古代老百姓一直被压制，而社会也因此停滞不前。

事实上，果真如此的话，人类社会断不可能进步，作为古代人类社会载体的王朝也不会存在。因为压迫一旦产生，就等于播下矛盾的种子，长此下去必然遭来反抗。纵观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原因莫不如此，而老百姓无一例外地爆发出了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所以古代的军队设立，一直没有在主观上偏离初衷，这也是国家意识下军队对社会的基本责任。

为了组建与管理数目庞大的军队，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兵制便应运而生。纵观历史，以唐朝府兵制最为完善、丰富详实，最具代表性。但府兵制的优越性也不能保证唐朝的久盛不衰，恰好是府兵制的废止昭示了唐帝国从兴起到危机四伏，直至衰微的强烈信号。

府兵含义及发展历程

府兵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对国家分配耕种土地的一种回报。简单说，就是国家将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农民，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不能随意移居，反过来，农民必须给国家缴纳租庸调制（税制）及杂徭，或是以服兵役的方式代替。均田制的政治理念就是在保证人人有田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国家提供兵源。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的命运体，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之一出现瓦解则会导致全盘崩溃。

卫士——府兵的实际称呼

府兵制雏形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的都督府，后经西魏发展，隋唐时期达到完善。隋唐时期，在全国设置“府”（军府，类似于三国时期都督府）这样的单位（军团），以此来集结兵力，隋朝为“鹰扬府，”唐朝命名“折冲府”。综合军府的分布而言，隋朝时的比较分散，而唐朝趋于集中。

隋朝时期，炀帝为实现宏伟的国家战略构想，将原来集中设置在关中地区的军府扩展至全国各地，以获取更多的兵士。同时，隋炀帝将兵府以“鹰扬府”命名，并形成以“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鹰击郎将)——校尉——府兵”为传达形式的命令系统。“郎将”虽是军官，但不能主导军事动向，只是负责将皇帝命令直达基层。随后，隋炀帝以庞大府兵为后盾，亲率百万雄兵，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开启远征高句丽之役，结果伤亡惨重。可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征战高句丽失利的原因很复杂，但强行征集起来的府兵本身缺乏战斗意识、士气低下，不能发挥该有的作用是重要因素。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结果是，使他精心打造的府兵全线崩溃。于是，伴随失败的同时，壮心不已的炀帝又重新招募起一支叫作“骁果”的部队，以此作为军队的中坚力量。“骁果军”由府兵体制中漏网的各地精壮及京城恶少、无赖等人组成，他们在得到出人头地机会的同时，全家被免除了赋役，并且因战功可获得晋升奖赏。

影视作品中的骁果军形象

以隋朝为鉴，唐太宗重建府兵制时，将占总数四成的军府集中在了关中（即京师长安）附近，其次以洛阳、太原再向周边递减，以此形成拱卫京师之势。另外一方面，唐太宗汲取了骁果军的优点，以鹰扬府体制为依托创立“折冲府”作为府兵制的基础单位。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时，唐朝以前朝为蓝本的府兵军事体制创建完善。

唐朝府兵的组织形态

府兵共设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骁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都掌管府兵。而左右千牛卫为皇帝的左右护卫，左右监门卫者负责京城诸门警卫，各卫的长官都称大将军，但不统领府兵。

折冲府是府兵制的柱石军府、基础单元，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府，设置于州县，最大限度地靠近兵源。折冲府由掌管府兵的十二卫管辖，每个卫辖四十至六十个府不等。最初上府统兵一千，中府八百，下府六百，后来每府又追加二百名。唐朝共设折冲府约六百多所，因此推算唐朝前期的总兵力为六十万人左右。

折冲都尉是折冲府的长官，属下依次为果毅都卫——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火长——卫士（府兵）。

府兵的来源及职责

府兵（卫士）一般是从普通地主、下级官员子弟和有一定资产的农民中挑选。挑选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二十岁为入军府兵的年龄，六十岁后免除兵役。一旦成为府兵，他们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冬季农闲之时进行军事训练，其军事任务主要是到京师轮流宿卫，其次是戍边，再则是征战。

一、宿卫。宿卫又称上番，过程如轮班制。中央一共有十六卫，其中十二位拥有直属的军府。根据与京城的距离，如五百里之内的话就分为“五番”，各“番”每隔一个月(三十日)换防一次，轮流赴京城执行警备任务。

二、戍边。由于军府直属中央各卫，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无论多远都应该番上。但中央会介于长途跋涉而带来的沉重负担而灵活对待，即驻防在边境附近的军府，与其长途跋涉到京城宿卫，倒不如使其把守边关更为重要。所以诸如设置西北边境之地西州(吐鲁番)的四个军府，兵土们虽然名为“卫士”，实际上却没有赴京城“番上”，而是专心于区内的“镇戍”及“烽堠”等的防卫。

三、征战。担任府兵的本人不纳租调，不服徭役，但征战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国家有需要时，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府兵执行军事任务时要自备：弓一张、矢三十支、胡簶（箭筒）、横刀、砺石（磨刀石）大觽（大刀）、毡帽、毡装行滕（绑腿或者军靴）等一般武器和衣装等。若作战立功，可授以勋级，或提拔为武官。勋级分十二等，不同数量的勋田可以根据相应的勋级得到。

府兵的调度属性

皇帝握有府兵调遣、征发权。但遇军事行动时，皇帝通常先与宰相等重臣议定，再降制敕于兵部，兵部据教发符契到有关折冲府请兵，折冲都尉和州刺史共同审查符契真伪后方可发兵。另外，出征作战率兵的大将军由皇帝临时委派，军事任务结束后，将归于朝、兵散回府。皇帝通过府兵制度，从组织系统和征调制度上将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

另外，折冲府的设置呈内重外轻的局面，便于中央能迅速调集重兵，在军事力量上保持强大，好比离家近的子女更便于照顾亲人一样。府兵日常管理由十二卫承担民部签发征调的军令，而将帅却又不能长期握兵在手，从而防止了大将专权生变。由此可见，府兵制“兵农合一”，省钱、高效、科学、合理。但这种府兵制是以均田为基础的，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它也必然遭到破坏。

府兵制下的南北衙禁军及其发展

唐朝十六卫各司其职，在外，十二卫辖制下的府兵轮流宿卫、戍边、征战；在内，宫城之南驻屯有南衙禁军，宰相相可以奉敕调遣武将和军队，在宫城北面的禁苑内驻屯北衙禁军，归皇帝直辖，宰相无权插手。北衙禁军主要由随李渊起兵入关的河东“义兵”组成，数目有三万人。李渊加以“元从禁军”荣号，驻守于宫城北门，父老子代，“称父子军”，由左右屯卫辖管。南北衙禁军互为表里，珠联璧合，保障宫城的安全。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为充实加强北军，开始设置骁勇善战、长于骑射的左右屯营“飞骑”。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守卫宫北门的左右屯营脱离左右卫而独立，不久改称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军“飞骑”也取代了原有的左右屯营“飞骑”。此后，唐高宗为进一步充实左右羽林军，不断招募、选拔身强力壮，精于骑射之士。

而左右龙武军在组建左右羽林军的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它的前身是太宗从左右屯营“飞骑”中挑选出在游猎时进行护卫的御用士卒，号“百骑”。此后，这支北军声势壮大，成为皇帝的护身符而代代承继，武则天朝为“千骑”，中宗朝为“万骑”，直到玄宗时从左右羽林军中独立出来。此时，“左右万骑营”与左右羽林军平行并举，正式建立左右龙武军号，合称天子的“北门四军”就此诞生。

府兵制的衰驰的前奏

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将主要的关注点转移到内政方面，因此唐朝对于边境的控制出现弱化。如此一来，西北的突厥和吐蕃、东北的契丹便得到了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机会而逐渐强盛起来，并以此积攒起了与内地对抗的实力，唐朝边疆遂狼烟不断。

唐前期疆域图，浅黄色为羁縻区

面对此民族的蠢蠢欲动，唐朝及时作出战略部署，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其领地内设置都护府，以军事力量震慑之；另一方面为其部族首领授予唐朝的官职，给予部族自治权。这种政策被称作羁縻政策。在羁縻政策发挥作用的时期，唐朝一身轻松，无需在边境上驻扎很多军队。但短暂的安宁并不代表长久安定，遇到冬天而眠的虫子也不会长睡不起。仅仅数十年后，过去的系统已经捉襟见肘，唐朝边境防卫破绽百出。所以，唐朝只能重新采取措施，以维持宠大帝国的屹立不倒。

一、唐朝逐渐后撤了漫长的国境线，取代之前的镇戍制，重新设置了“军”、“城”、“守捉”、“镇”等防御据点，并分别配备了数千甚至上万的兵员及战马。其后又增加了“军”、“城”的数量，到开元末年时扩大至四十余“军”、四“城”、十“守捉”、四“镇”。为了统辖这些急速增加的军事据点，于是节度使粉墨登场。节度使的设置始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天宝年间，玄宗“审时度势”，在边设置了十个军区长官，即范阳、平卢、河东、朔方、河西、安西、北庭、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

二、玄宗统治初期，由于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崩溃，政府兵源枯竭。随后，原府兵也开始大量逃亡，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改革兵制迫在眉睫。开元十年(公元722年)，玄宗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招募壮士担任宿卫，免赋役征行，共募行十ニ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彍骑，代替番上宿卫的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官府发给资粮，从此宿卫兵士皆由招募而来。

唐玄宗李隆基

三、玄宗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又开始招募征戍的士兵，即在诸军镇设置兵防健儿。情愿担当健儿长驻边军者，每年除常例奖赐外，官府还供给田地屋宅。因长驻边疆，也称长征健儿。地方上则设置团结兵，招募富户强壮的人充任，免除征赋，服役期间发给本人口粮酱菜。团结兵由地方政府征发入军，主要任务是协助防守边疆，或共同防御、战事结束后，随即遣返回乡。

上述做法，都是在减轻负担、确保稳定的兵员的前题下实现保境安民的策略，可谓用心良苦。但是，即便这样只不过换回昙花一现的安慰，因为在表面上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玄宗时代的背后，社会底层的阶层分化正在加剧进行，农民逃亡及流离失所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想振兴彍骑及府兵制可能微乎其微。这样一来，在军府名存实亡、已经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府兵，如鸡肋一般遂被冷落衰驰，同时也传递出了唐朝盛极而衰的信号。

府兵制废止的原因

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但是随着唐朝社会矛盾的加剧，均田制遭到了破坏，理想意义上的“兵农合一，亦兵亦农”的府兵制开始动摇。因为受田日渐减少的农民既便同意被招募入军府，但自备资粮武器成变不堪承受的负担。于是农民只能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度遂告瓦解。其次，府兵地位越来越不被尊重，当权者错误的“本末倒置”思想大大行其道，也是它逐渐被瓦解的原因。

唐初，府兵为政府所重视，待遇丰厚，参加征役者都可得勋级，征役死亡可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继承给子弟。可后来，先前用以吸引富家子弟的官品、勋级、赏赐、勋田不能兑现，而且战死者也无人问津。更致命的是随着与吐蕃、南诏的战事不断，征募戍边加剧，原来规定戍边的府兵三年轮换，后来延至五六年，甚至变为遥遥无期。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描绘了天宝年间府兵所受的征役之苦：“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裏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连接年征战的结果是精壮全被充军，只剩下老弱病残孤守荒园，而官府还一如既往地向家属催租通债。另外，征战之苦让边关将领焦虑燥动，他们不敢向朝廷表达不满情绪，只能将愤懑撒在戍边的府兵身上。因此，兵士像童仆一样被边将任意驱使、虐待和迫害。上行下效，流弊无穷，作为宿卫京师皇帝侍官的府兵前途渺茫。府兵身份一落千丈，富家子弟不再愿意充军。他们或逃避检点，或雇人替代，兵役负担几乎全部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而贫苦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

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既然，无兵可征战，府兵制成为一纸空文。

府兵制废止对唐朝的影响

兴亡存废是每个古代王朝的固有过程，而府兵制的终结，也预示着唐朝衰退期的到来。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因为军府已无兵可交，唐玄宗遂宣布停止使用征调府兵用的“鱼书”，府兵制宣告废止，折冲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征兵权限遂被取消。

至此，始于西魏的狭义府兵制的使命退出唐朝的历史舞台。稍感慰籍的是，军府没有马上消失，军府的现役军官以及府兵们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即使在唐代后半期，在史料中还是可以见到折冲府及军府的名字，可以想像当时他们仍不绝如缕地发挥着某种作用，时不时地给那个时代平添几分失落的怅惘。

实行府兵制时唐朝的状况：

唐政府严格地本着“居重驭轻”的方针部署兵力。军府一多半集中于京师所在的关内道，遇有重大战事，另行调发，即可成兵。战争结束，化整为零，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集兵谋反。唐朝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能做到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因此，中央才能保持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绝对军事优势，俯视地方势力及周边诸民族政权。

府兵制终止后的状况（节度使的影响最为突出）：

边疆长期屯驻重兵，内地军备兵力却越来越不足。节度使大腹便便，朝廷骨瘦如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边境十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而当时全国士兵总数不过五十七万。如此一来，便形成了精锐部队全部聚集于西北、东北，而内地武备薄弱、外重内轻的状况。这与唐朝初期的军事格局，背道而驰。而朝廷直接招募而来的彍骑又多为“市人”，富者贩缯采做生意，壮者拔河、翘木为游戏，不堪作战。总之，这些兵士没有危机意识，缺乏家国情怀，只沉缅于眼前的钻营。

府兵制结束，招制的佣兵、职业兵取代了征兵制的义兵，同时府兵制的废弃使唐王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形势出现倒置，给唐后期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唐朝如一个生龙活虎的壮年，极不请愿地挪移着向暮年迈进的脚步。

结束语：府兵制是支撑王朝统治的机器，然而在另一方面，其反过来又有着连接政权和民众世界的功能。土兵来自于民众，因而当他们成为士兵，作为国家权力的末梢站在统治阶级一侧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促使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接近国家的作用。府兵们一方面看上去像是农民，但同时其又处于与国家权力末梢相连接的位置，因而府兵制对于国家来说是军事支柱，但同时其也是链接国家和民众世界的重要的管道。

正因为如此，府兵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表现在履行其本身作为军人的职责上，而且是社会环境中的最小单元之一，因为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到了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府兵制的落幕的同时，也敲响了唐帝国谢幕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