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时间是忠诚的 ——长篇小说《和平》后记

编辑小爽说“写一篇《和平》(作家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后记吧”。

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对于战争，一切既不可选择，也不可期待。因为，不断的重复已使许多人事不再被珍视。

时间没有刻度，没有痕迹。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出生。可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那么战争中3500多万亡者只是一个数字。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9500多万平民流离失所。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原型，起因是我婆婆家族的故事感染了我。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沦陷，但有骨气的奉天邮务管理局始终坚持中华邮政，拒绝与日本奉天邮局合作。因当时邮务长是意大利人，日本人也奈何不得，直至1932年伪满洲国已经被日本人扶持“壮大”，奉天邮务管理局全部职员撤入山海关内。

婆婆兄弟姐妹9个，5个参军。她的父亲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封皮的绸面上都绣着“和平”二字，可惜后来日记在颠沛流离中遗失了。我在断断续续听婆婆讲这些故事时，不由得想为过去的岁月写一部小说，于是又开始查阅日军战犯战争结束后写下的战争回忆录。其实日本人对中国的窥探更早，从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就派特务进入中国手绘中国地图，为占领作准备。

了解愈深，战争中横冲直撞的恐惧、无辜生命凋零的悚然，便愈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时间或许会风化记忆，可真正沉重顽强的过往，终究在时光里执拗地留存——只因那是历史中挥之不去的硝烟。

岁月从不等同于时间，前者是鲜活的过往，后者是冰冷的刻度；时代也绝非历史的反义词，而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

从大量的史料阅读中，我看见太多普通百姓并非漠然世事，只是被恐惧裹挟；比起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甚至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显得格外微弱。贫穷的日子像春雪般易逝，从来留不住分毫冷凌，而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便是“迎接”——像迎接每一个明天到来那样，接纳眼前的苦难。

为生存倾注热情，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

人生的行迹就像黄河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劫难随岁月步步紧逼，对本就挣扎求生的人而言，又何谈觉醒？

人间众生相万千，我落笔写他们时，只愿从人物本性出发。写作者的情感终有限度，而这限度，说到底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我爱着笔下每一个角色——只因为，他们都活在那样艰难的战争年代里。

创作途中曾两度停滞。初动笔时的满腔壮志，在写到十万字、触及战争题材时骤然碰壁——我的知识储备清晰地告诉我，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可开弓哪有回头箭？独自痛哭一场后，我终究选择迎难而上。第二次卡顿，是因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碑上“我死国活”四字，瞬间击中人心。只是，被感动是一回事，要将这份震颤妥帖地转化为文字，又是另一重艰难的考验。

时间被战争彻底填满。它时而模糊得没了轮廓，时而又鲜明得烙进骨血。而在这长河里反复更迭的，始终是人间的悲喜与聚散。

《和平》中的钟表是时间的具象化，它寓意着时间作为第四维度的存在——每秒跳动的格数、永远均匀的节奏，都在丈量着不可逆转的进程。可在这规整的时速里，有多少人悄然消失？他们来过这世间，却从未尝过好日子的滋味。

时间又像从久远记忆里走出的影子，轮廓模糊，却带着撼动人心的巨大重量。而人的一生里，唯一能标注时间的只有钟表，可在它冰冷的刻度面前，人类的挣扎与悲欢，终究是徒劳。

人间烟火如一根细密的针，串联起时代的肌理。在《和平》中，我只想借民间那些鲜活有趣的现象，让读者触碰到那个时代的面容与神情。

陈年往事与前尘旧梦，宛如一条流动不居却澄澈明净的河——它承载着小说人物的生命历程与心路轨迹，亦是战争里卑微个体头顶那片难得的天光云影。

而在民间土壤里，随处可见的神秘细节，如同故事枝干上吊挂的细碎花叶，繁复却生动。我希望对这段过往既感兴趣又知之甚少的读者，能透过这些历史的细微表情与岁月深处的真切面容，读出那时的人间模样。

我在《和平》中写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她们被战争伤害。我一直苦于难以从内心寻找到可以与战争年代相称的感情，她们身体中发生的任何奇妙变化，我必须符合人性不带任何情绪去写她们。当我们剥离战争的宏大叙事，回归个体本身，这些曾承受深重屈辱与牺牲的女性，也理应得到尊重——这份尊重，值得女性创作者用文字去珍视、去守护，为她们被忽略的苦难与尊严留下印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那一段并不遥远的过往：家国飘摇，山河遭难，而彼时黄土地上扎根生长的草木，恰似绝境中不屈的脊梁，以蓬勃的生命力昭示着民族的韧性。

面对任何国家的战争，我们都不应该轻慢了生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场战事，承接着往古，也指向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