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痘术的发展

人痘术是通过接种天花患者的痘浆、痘痂，用人工方法使健康者轻度感染一次天花，从而产生对天花的免疫抵抗力，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这种方法是中医“以毒攻毒”免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传统医学“治未病”理论的集中体现。

清人武荣纶、董玉山合撰的《牛痘新书》认为唐代开元年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朱纯嘏《痘疹定论》（又名《种痘全书》）记载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请峨眉山道士为其幼子王素种痘之事；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接种人痘），宁国人居多”。这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人痘术最晚发明于明代中晚期以及安徽地区的依据。

由于居住环境、体质及生活条件等原因，满人对天花的抵抗力较低，因而畏惧天花如避虎狼。据档案记载，顺治帝、同治帝死于天花，康熙帝与咸丰帝均因天花而成麻脸。康熙帝得以登上帝位，与他出过天花康复有直接关系。之后，清廷规定皇子未出痘者不得继承帝位。清代死于天花的皇室与上层人物还有：努尔哈齐第十五子多铎、代善的三个儿子（岳讬、巴喇玛、和尔本）、六世班禅、阿睦尔撒纳、林丹汗等。雍正帝曾感叹：“看来满洲、蒙古等艰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殇。”据统计，清代约有四分之一儿童死于天花。

清代天花防治甚至影响到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权斗争，为了做到既防范躲避天花，又能使皇帝如常接见内、外藩蒙古，清廷在“年班”制度之外，创设了“围班”制度，以便皇帝能在秋天于热河接见未出过天花的蒙古王公贵族。避暑山庄建造的初衷也与隔离天花有关。嘉庆帝惩治和珅，列二十大罪状，其中第十条，篡改“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吊唁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全不顾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

由于天花为害巨大，清代前中期的几位皇帝均高度重视天花防治。顺治时期，痘疹科是太医院十一科之一，同时设立查痘专官。康熙帝大力提倡人痘术，使其发展日益成熟。康熙时，傅为格、胡纯嘏、陈添祥等曾进宫为皇子皇孙种痘。之后，清宫种痘成为制度行之多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尚不足三岁的颙琰（后来的嘉庆帝）即在圆明园五福堂种痘。康熙帝还将人痘术推广至宗室王公、旗人贵族官员子弟以及塞北蒙古诸部，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哉？”

雍正、乾隆两帝也非常重视应用与推广人痘术。雍正时期，每年例派太医院痘医赴蒙古地区种痘。同时，由政府组织为旗人官员子弟种痘。成书于雍正时期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中云：“近年种花一道，无论乡村城市，各处盛行。”乾隆时期组织编写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御纂医宗金鉴》，编入吴谦《幼科种痘心法要旨》一卷，标志着人痘术的标准化、规范化。吴书全面系统介绍了种痘方法及主要理论、操作流程等18个专题，该书介绍人痘术主要有两类四种：一是痘衣法（穿出过痘小儿的衣服）；二是鼻苗法，又可细分为三种：（1）痘浆法（蘸取出痘者的痘疮浆液，种入鼻腔）；（2）旱苗法（将出痘者的痘痂研细，用银管吹入鼻腔）；（3）水苗法（将出痘者的痘痂研细调湿后，蘸沾种入鼻腔）。同时，该书对这四种接种方法的优缺点，如何选取痘苗，种痘的适宜节气，适宜种痘的小儿，不适宜种痘的人群，接种之前的预防措施，接种时以及接种后的注意事项等均作了详细说明，人痘术逐渐在全国普及。以西藏地区为例，乾隆五十七年至乾隆五十九年，和琳任驻藏大臣时，藏地天花流行，他要求组织藏人接种人痘，并将劝人种痘文字刻碑以示重要，至今此碑还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