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光被四表”：现代研究改写认知，难怪说山海经描述欧亚地理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到达）于上下”。其中，“四表”为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以某个点为中心，然后向东南西北发散，一直到达海边，所到达的四个海岸线的点就是“四表”。

按照正常理解，“光被四表”大概率是古人吹嘘帝尧，不可能是真实历史，类似情况在史书上并不少见。但对上世纪发现的高度疑似尧都平阳的“陶寺遗址”，现代学者再度研究之后，却发现“光被四表”未必虚构，上古先民极有可能测量了欧亚大陆，如此也就解释了山海经中离奇的地理记载。

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始于距今4300余年，时间、空间、文化等都与史书上的帝尧高度一致，因此普遍被认为是“尧都平阳”。该遗址已有丰富的天文知识，比如以下两件遗存：

首先是木胎漆绘圭尺，用于测量日影长度。圭尺上有20个标出的刻度，其中第11个突出（距离顶端39.9厘米）。现代复原实验发现，当地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与第11刻度重合等，圭尺上的20个刻度代表20个节气。同时，周髀算经记载地中标准为夏至正午日影长度“一尺六寸”，恰好符合第11刻度，说明陶寺先民认为自己就位于“地之中央”，故而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其次是陶寺古观象台（下图），用于观测日影确定节气，与木胎漆绘圭尺一样，可以得到20个节气，包括二分二至，印证了帝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但学者何驽研究发现，观象台东1号缝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而应该是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因此，帝尧时极有可能已经“阴阳合历”，即帝尧“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

因此，陶寺先民拥有极为丰富的天文知识，而天文强的，地理往往也不差，两者属于互补的关系。那么，陶寺先民有没有可能测量欧亚大陆呢？

陶寺先民想要到达“四表”，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按理说不太可能，但文献、考古发现的一些细节，却又表明存在这种可能。

学者何驽研究发现，陶寺遗址纬线约N35°53′，经度线约E111°30′，以此向东南西北延伸，东表在山东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西表在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或古属流沙），南表在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北表在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以现代公里计算，东西表间距7563公里，南北表间距为6113公里。

山海经记载了东西、南北的长度，即“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个数据肯定与现在的不符，但以当时里长来说，却比较符合现代间距。

首先，学者徐凤先《中国文明早期对于大范围地理距离的认知》，以陶寺一尺25厘米、一步等于五尺计算，认为“早期的1里=1000尺=200步=250米”。以此来看，山海经记载的东西表长为7000公里，南北表长为6500公里，与现代的极为接近。

其次，陶寺夏至日影是“一尺六寸”，嵩山日影是“一尺五寸”，周髀算经记载“影差一寸地差千里”，即陶寺嵩山相距千里。今天襄汾嵩山直线相距大约500里，如此来看周髀算经对此记录的年代，一里大致等于如今的250米，可以得出与徐凤先推算的相同结论。

因此，山海经中一里大约等于今天250米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疑问：如果古人没有相关测量，那么山海经中的东西、南北表距，为何与现代的测距大致相同？

最后，关于山海经可能描述了欧亚大陆、乃至描述世界的地理，文献上还有两个重要记载：

首先，帝尧为了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以便制定历法确定农时，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前往“旸谷、明都、昧谷、幽都”，观察相关天象，最终确定“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因此，帝尧时代古人为了制定历法，曾经有过大范围的观测。

其次，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日影是以陶寺为中心，故而“正南千里，勾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勾一尺七寸”，但更提到“髀无影”——太阳直射点。因此，说明古人向南北都有过超远距离的立表测影，且至少多次测量北回归线上的日影，否则不会提到“髀无影”等。

由此，尧典中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或许并非虚言，而是上古先民对天文地理探索的结果，最终在数千年的探索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山海经》。

值得一提的是，南岛语系分布范围北起台湾岛和夏威夷群岛，西至马达加斯加，东到复活节岛，南抵新西兰的广阔海域内的岛屿上，如今研究发现南岛语系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在数千年内逐步扩散到海中岛屿上，既然能够达到海中岛屿，自然也可能回来，因此山海经中的海外地理，也未必不是古人探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