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荆州后，蜀汉北伐的困境与陇西的战略重要性

初平中，中州兵起，乃与韬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与刘备相随去，福与韬俱来北。至黄初中，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福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闻元直、广元仕财如此，叹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庶后数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犹存焉。——《三国志》

公元226年——234年，蜀汉丞相统军进驻汉中，数伐中原，终难占据雍凉、关中之地。“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可为何蜀汉举国之兵，主帅明锐，甲兵精锐，难有作为？

天下征伐，两者甚重:一势二望，所谓势指势力，望指名望。“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蜀汉政权之合法性毋庸置疑且出师有名，那么名望与征伐无功关联不大。讲目光放于势之一字，势力包含多种因素:人口、财货、人才、国土面积、山川地势等等。六出祁山，漫漫岐山道浸透着无数蜀人的汗水、血水和泪水，一切努力皆成泡影，久伐无功，便由此由魏蜀吴三国国势决定。

诸葛亮未出山之前便在《隆中对》中提出了:先取荆州为根基，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一军出荆州北攻宛、洛；一军出汉中取关中攻长安的战略构想。公元219年，关羽兴兵攻襄樊，为吕蒙所袭，兵败身死，南郡、武陵、零陵不复为蜀汉所有，隆中对的荆益互为依托，两军齐攻长安、洛阳的战略构想彻底破灭。诸葛亮北伐之时蜀汉经历失荆州、夷陵两次惨败：土地空前流失、成军人口不足、失去荆州钱粮供给、国力日渐衰弱。出汉中，六出祁山的北伐之行为八百里巍巍秦川所累，入蜀难出蜀亦难。绵延上千里的崎岖山路阻挡于前，北伐之行，劳军远征，补给难持，江河日下的蜀国国力已难以支撑大举北伐的国力损耗。

秦据关中取巴蜀而兴；汉高祖占汉中取关中而昌；蜀汉失荆州而衰。纵观西部北部而兴之势力关中、蜀地、荆襄、宛洛得此二者方有实力逐鹿天下。蜀汉难兴，在于荆州之失，钱粮赋税，成军人口，文武肱骨，战略纵深皆失。定南中、出祁山、欲取陇西便是这位鞠躬尽瘁的大贤恢复蜀汉根基所做出的战略布局，此时的蜀汉太需要稳定的后方，足够的战略纵深，出兵的桥头堡了。陇西能否攻陷并长久拒守，便是蜀汉出兵能否对曹魏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决定性因素。汉中可为蜀地屏障，作为北伐桥头堡战线太长。若得陇西，其民悍勇，多可用之；马匹盛产，可弥补蜀军军种缺陷；东入关中，千里坦途，长安危矣。六出祁山，关键在陇西，比起如水中之月的“子午谷奇谋”，陇西得失才是蜀汉兴复之命脉所在。六出祁山直至五丈原星陨，蜀汉攻陷的陇西之地终难久守，汉室复兴无望。原因便在蜀汉大幸，蜀汉不幸。蜀汉之幸，幸在有大贤殚精竭虑。蜀汉不幸，北方已定，不同于秦取巴蜀，西汉得关中的诸侯混战局面，北方皆魏，何其之悲？“魏蜀多士邪？”便是这位绝代智者对于中兴汉室前途渺茫的悲鸣，也是失荆州之后蜀汉政权前景无望的真实写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以史为鉴，但凡欲成大事者，必不畏艰险，审时度势，持之以恒，而后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