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人生与诗意时光

本文转自：济南时报

《乡愁》剧照《伊万的童年》剧照

□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 徐敏

“人活一世，能与塔可夫斯基结缘，终究是件灵魂喜乐的好事。”俄语译者周成林曾说。

在世界电影史上，苏联电影导演、编剧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名字。尽管他一生只导演了7部故事片，但却在电影史上留下赫赫声名。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访谈录》汇集了他生前接受的22次重要采访的稿件，时间跨度达20多年，涉及这位电影诗人的方方面面。这些访谈仿佛黑白长镜头，记录了他的局促与轻松、诙谐与苦涩、淡泊与傲慢，雕刻了他的电影人生与诗意时光。

为诗意电影而生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对于一些年轻读者来说，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是对电影、电影发展史有涉猎的读者一定知道这个名字。虽然塔可夫斯基一生只导演了7部故事片，却成为电影史上无法超越的巅峰。这7部故事片分别是《伊万的童年》《安德烈·卢布廖夫》《索拉里斯》《镜子》《潜行者》《乡愁》和《牺牲》。这其中尤其以《乡愁》为代表，堪称电影艺术的范本。

这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访谈录》是首译中文版的塔可夫斯基访谈合集。这些访谈的时间跨越20多年，涵盖他的方方面面，清晰展现他的创作理念与电影美学，完整记录他的私人“书影音”清单，真实还原他的人生经历，广泛涉及自由、欲望、女性、爱、政治、金钱、大众娱乐等热点话题。

1962年，塔可夫斯基的处女作《伊万的童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该片讲述了一个名叫伊万的少年在二战期间投身革命的故事。由此，媒体开始关注到这位年轻的导演，最初的采访也多是从“如何走上电影之路”和《伊万的童年》开始。

第一部电影问世时，塔可夫斯基30岁。他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祖籍莫斯科，父亲是一名诗人，母亲也是一名文人，绘画和音乐是一家人痴迷的爱好。当时有媒体这样描述塔可夫斯基：“他是一个局促不安的人，三十来岁，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的穿搭是典型的苏联风：一件敞开穿着的衬衫，衣领下一条围巾，绕在脖子上。抽动的前额上蓄着短发。颧骨宽且突出，凸起的下巴上方，两片薄薄的嘴唇常常紧紧地闭着。”

迈入电影行业后不久，对于记者反复提问的“如何走进电影殿堂”这个问题，塔可夫斯基称，“研究了一段时间东方文明后，我去西伯利亚干了两年地质勘探，接着又回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师从米哈伊尔·罗姆，1961年获得学位。我执导过两个短片，其中一个是《压路机和小提琴》，总体来说这是一次折中主义的尝试。后来我去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执导了《伊万的童年》。”塔可夫斯基用这部电影表达了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之所以选择童年这个阶段，是因为战争与童年的对比最强烈。

谈到自己所属的电影派别时，塔可夫斯基说，他认为自己可以归属“诗意电影”一派。“因为我不会遵照严格的叙事发展和逻辑关联。我不喜欢为主人公的行为寻找合理性。我投身电影事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看过的许多电影都无法满足我对电影语言的期待。”映射个人生平的集大成之作《乡愁》

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曾经给予塔可夫斯基这样的赞誉：“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蓦然间，我感到自己伫立于房门前，却从未获得开门的钥匙。那是我一直渴望进入的房间，而他却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体现的境界。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完美的作品需要完美的形式。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这种追求的集大成之作便是1983年问世的《乡愁》。《乡愁》讲述了俄国诗人安德烈·戈尔恰科夫去意大利寻访一名俄国音乐家的遗迹，这名音乐家曾经到过意大利。在寻访中，安德烈·戈尔恰科夫对祖国的思念、与家人的分离等种种情愫混杂在一起，彼此纠缠，化为终生的乡愁。该片获得了1983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等奖项。而围绕这部影片的问题，也是媒体在采访塔可夫斯基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塔可夫斯基曾多次在采访中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时，总会有“突然又意外”的发现展现在面前。他在《大众传媒》（MassMedia）上与记者韦利亚·亚科维诺交流时说，《乡愁》成片后，他才完完全全地“相信电影是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它甚至能再现灵魂的不可捉摸之处”。

在其他访谈中，塔可夫斯基也谈道，他从来没有想象到，电影能够如此清晰地呈现他的心理状态。思乡心切的俄罗斯诗人安德烈·戈尔恰科夫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化身，他在意大利四处游荡，寻访已故俄罗斯作曲家的生活足迹。于塔可夫斯基而言，《乡愁》成了一部讲述生存之不可能的作品，是关于人在面对悲惨世界时的无力中苦苦挣扎的故事。事实上，这部电影也是他本人即将经历的危机的前兆——就在影片完成后不久，他和妻子做出了痛苦的抉择，决定移居西方世界。

“第一次从头到尾看完电影后，我非常恐惧。影片所营造的场景，几乎就是我成长的环境。”塔可夫斯基曾说，“我真的不想再看一遍了——就像生病的人不愿看到自己的X光片一样。”对他而言，这一比喻可谓很贴切。艺术家难舍故土，以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极大痛苦，历来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主题，在俄罗斯文化中表现尤甚。对于像塔可夫斯基这样的人而言，这样的言论似乎预示着在劫难逃的结局——1986年12月29日凌晨两点左右，塔可夫斯基孤身一人，逝于巴黎郊区纳伊的哈特曼癌症诊所房间内，终年54岁。

认为女性的意义是“自我牺牲”

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访谈录》一书所收录的采访中，篇幅最长，也是观点碰撞最激烈的一篇是瑞士女心理学家伊雷娜·布热日娜对塔可夫斯基的访谈。这篇访谈发表于1984年——也就是在塔可夫斯基去世前两年。

在这次访谈进入正题之前的对话中透露，布热日娜为了采访到塔可夫斯基可谓不遗余力，“像攻克堡垒一样”，因为这名不喜欢接受采访的导演此前几乎拒绝了所有采访。即便布热日娜的采访已经开始，导演依然表示，“你想采访我，我拼命想抵抗。”不过，这次访谈确实有些不一样，这次公开的采访内容，不仅当时、即便是今天的读者也觉得不可思议。

塔可夫斯基电影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少之又少，不仅人物数量和镜头不多，表现的维度也相当有限。布热日娜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采访中提到，他的电影中女性扮演着非常传统的角色，基本是男性主导的世界。而女性尽管爱意满满，但是她们的存在都是围绕着与男性的关系展开，女性没有自己的生活。正因为这一点，布热日娜才会对导演穷追不舍，力求挖掘这种空白的根源所在。

而布热日娜得到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我觉得女性的意义、女性之爱的意义就是自我牺牲。这是女性的伟大之处。”虽然自那时起直至去世，塔可夫斯基本人也在探索牺牲的丰富含义，但1984年他接受布热日娜采访时，仍认为牺牲的利他主义核心和自我牺牲是一回事。相应地，塔可夫斯基认为，女性若想实现生命的价值，必须时刻准备着将自我奉献给所爱之人。

他曾不吝言辞地谈起单身女性的“不正常”，并宣称“这些女性没有明白，只有在两性关系中对男性全身心投入，才能找到自己的尊严”。即便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塔可夫斯基也直言，自己绝对不会融入某位女性的世界，但是却要求女性融入他的世界，“如果女性想坚守自我，那两人的关系就冷了。”在爱情关系中，男性可以保留自我，“我是男人，我天性就不同。”

不过，在各类采访中，塔可夫斯基也显现出他持之以恒的自省特质。他也坦承：“我也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我不停追问自己，我会不会攻克自己。这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他也会批评自己“缺乏耐心和宽容”，并且重申，想改变世界就必须先改变自己。

最后，不妨来看看这名并不长寿的导演对死亡的态度。曾经有记者问他，想象中的死亡是什么样子。他说，“我相信一件事：人类精神是永恒不朽、无坚不摧的。我们所说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重生……要是把自己想象成拔掉的电话线就简单多了。那你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