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生猛的00后：没车没房，遗嘱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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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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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九京

刘千记得自己去年刚立完遗嘱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踏实感”。

“就好比开车，有车险和没车险，开车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抽象的、类似防护介质一样的存在，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虽然它看不到，但（我）心里的感受不一样了。”

35岁的刘千，是中华遗嘱库的新人咨询师。去年入职后，随着接待的客户增多，他产生了给自己立一份遗嘱的想法。

像那些给自己立遗嘱的客户一样，刘千先做了精神评估，接着确认遗嘱的草稿件有无问题，之后是录音、录像、签字、写日期。走完全部流程后，好像吃下一颗定心丸，“以后甭管出国玩也好，出差也好，都不担心自己万一没从飞机上下来，儿子、媳妇怎么办。”

刘千坦陈，立遗嘱帮他免去了后顾之忧，不至于在意外来临时，使得自己处在一种“万事没有交代”的窘地。

“谁能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

“风险”

作为遗嘱咨询师，刘千一直所做的事，是帮客户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在一套房子动辄几百上千万的北京，前来立遗嘱的人大多要决定房产的归属，其次是公司股权、股票账户，或者车辆。

（图/图虫创意）

尤其是多子女的家庭，父母过世后，兄弟姐妹因财产继承产生矛盾的，数不胜数。刘千接触过的客户里，大概只有两成的家庭处于和谐状态，“剩下八成或多或少都有争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轻的，仅仅是口头纠纷；严重的，则“完全撕破脸”，必须得打场官司。

在刘千看来，立遗嘱越早越好，不必等到步入晚年再去考虑。

去年年底，他的同事接待了一位80多岁的客户，老人立下遗嘱，承诺离世后两套房产归儿子所有。没想到遗嘱立下不久，原先孝顺的儿子就变了一副面孔。

“立遗嘱，要考察听说读写能力，岁数大了，听说读写能力就会衰退。老人后悔想改遗嘱的时候，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刘千解释。

在中华遗嘱库，想要为自己立遗嘱的人，通常要“跑上两趟”。

第一次碰面，咨询老师会跟客户详聊，了解对方需要处理哪些资产，想要如何安排，并进行风险评估，收集相关资料，审核对方的房本等凭证是否合规齐全，判断对方的听说读写能力。

而后，法务团队会根据客户意愿起草遗嘱意见稿，核对无误后，即可预约登记。

登记当天，客户要前往服务中心，并带好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文件资料。每一位办理者，都要做一次精神评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忽略掉，可能会导致遗嘱无法生效。

一系列流程过后，方可成功领取遗嘱证。

精神评估，是立遗嘱的流程之一。（图/讲述者供图）

遗嘱立得晚，可能会无法更改。而提前赠予，同样存在风险。

两年前，遗嘱咨询师黄海波经手过这样一个案例：

一对上海的老夫妇来立遗嘱，提前将名下的两套房子过户给一儿一女，并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没想到，女儿因病意外离世，女婿很快再婚，两位老人就此被赶出家门。儿子同样靠不住，因为赌博成瘾，他早就偷偷卖掉了房产。

两位老人在派出所、法院间数次奔波，想要讨回房子，都以失败告终。迫于无奈，他们又找到了黄海波所在的遗嘱库，希望工作人员能帮他们租一套房子。

原来，两位老人在租房时频频受挫，甚至有房东直言不讳质道：“我这个房子是要结婚的，你们二老要是死在里面，我怎么结婚？”

“提前赠予的风险太大了。”黄海波叹息，“他们一个83岁，一个79岁，现在长期住在连锁酒店里。”

直到现在，每每有客户前来咨询，黄海波都会抽出一个小时跟对方沟通，讲明立遗嘱与不立遗嘱的影响，以及提前赠予存在的风险，“95%的客户是没有立遗嘱的概念的。”

立或不立，用刘千的话说，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不是非得立遗嘱，但是可以想一想，如果以后出现了意外，身后事该怎么安排，提前跟相关的人做个交代。”

中华遗嘱库发布的白皮书（2022）显示，近十年来，立遗嘱的人群逐渐年轻化，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90后和00后人数，也稳步上升中。

刘千相信，照这个趋势发展，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比如你结了婚，有孩子，有一定的财产，或者你单纯认为不写遗嘱会很不踏实，那就应该去做这件事。”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黄海波接触过的最年轻的客户，是18岁的周周。他被妈妈带着，来咨询立遗嘱的相关事项。根据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或者16周岁有独立收入的公民，都可以自主订立遗嘱。

周周妈妈在儿子两岁时发现丈夫有外遇，之后离了婚，独自带着周周生活。打拼到现在，已经有上亿的资产。她把很多资产登记在了周周名下，远超自己名下的份额。

陪儿子去美国留学前夕，周周妈妈不放心资产问题，担心一旦儿子出意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就有机会分走财产。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周周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他的继承人是父母。所以作为继承人之一的爸爸，可以继承50%的资产。”黄海波解释。

（图/图虫创意）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周在妈妈的陪同下，主动立下遗嘱。他承诺，若自己发生意外，名下财产都归妈妈所有，不分给其他任何人。

像周周这样提前立遗嘱的年轻人，并不少见。

迄今为止，中华遗嘱库年纪最小的客户之一，是16岁的张晨。作为一名小网红，张晨凭借直播带货积攒下一定的资产。很偶然地，她在公交站台的公益广告牌上看到对遗嘱库的介绍，或许是出于好奇，张晨决定体验一把。

同样重在体验的，还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25岁，在北京打工。刘千介绍，当时女孩过生日，男孩想把这次体验作为礼物送给她。

“他们把彼此的虚拟财产留给了对方。假如有一个人离开（去世）了，另一个人就可以拥有对方的全部账号，里面有一些照片、信息什么的。”

刘千接触到的年轻人，多是大学生或刚工作不久的90后、00后，他们大多没有房产，主要围绕虚拟财产来订立遗嘱。

小红书、支付宝、QQ号、iCloud、淘宝账号、游戏账号……有意思的是，这些财产，他们大多留给了恋爱对象、朋友、同学或网友，很少会有人留给父母。

21岁的王明把自己的王者荣耀账号写进了遗嘱里，未来接手他账号的，是一位经常一起打游戏的网友。问及为什么不把账号留给父母，王明解释，父母一向反对他玩游戏，“万一他们把我账号删了，那我就死不瞑目了。”

“比较符合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刘千说，年轻人订立遗嘱时，最在意的是遗嘱的法律效力，以及整个流程是否严谨。“除此之外，仪式感也很重要，不少年轻人是想体验一下立遗嘱的感觉。”

中华遗嘱库的建议反馈表。（图/讲述者供图）

法律赋予了每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订立遗嘱的权利，简单来说，每个人都有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你的财产给谁不给谁，都是由你说了算。”但并非所有有订立遗嘱意愿的人，都能成功办理。

按照遗嘱库的工作标准，将资产留给第三者、立遗嘱者受人威胁或胁迫等，都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不能为对方提供服务。

一位男性咨询者曾向黄海波表达，想把房子和钱留给另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士。经过沟通，黄海波发现，咨询者已婚有子，而那位男士，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恋人，“他是怕外人的眼光才结婚生子的。”

最终，这位咨询者的请求因违反传统文化价值观（将资产留给第三者）而被驳回。

黄海波接待的另一对同性情侣，今年30多岁，她们一人在重庆，一人在上海。在上海工作的女孩，名下有3套房产。因为与家人关系不睦，又担心自己哪天意外离世后房产会归家人所有，女孩便订下遗嘱，希望所有财产由她的恋人继承。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今年那个重庆女孩应该来上海工作，和她住一起了。”黄海波由衷为她们开心，“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就造成他们的遗嘱意愿也不一样。”

黄海波已经在遗嘱库工作了6年，大约从3年前起，“50多岁40多岁，甚至30多岁的客户越来越多了。”

“不留给另一半”

在遗嘱库工作的这些年，黄海波还发现：很多女性不愿意把财产留给丈夫，而是留给孩子或父母。

黄海波的妻子也订立了遗嘱，同其他女性一样，“老公半毛钱没有”，都记在了孩子名下。

他并不觉得奇怪，也不认为这样的安排有何不妥。事实上，如此安排，并不是女性过度忧虑——黄海波透露，根据他们遗嘱库的不完全调查，丧偶的男性99%会再婚。

“领证的大概有80%，没领证但处于同居状态的有19%，这就占了99%。”黄海波补充，剩下的那1%，他们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查，“一部分是真没钱，他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所以不可能去结婚、另找，还有一部分是身体不行。”

再婚带来的现实问题是：财产会被重新分配。女性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新家庭中受到欺凌，或担心财产由后母掌控。为了保障孩子的利益，她们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转移给孩子，或孩子的监护人（即女性自己的父母）。

在遗嘱库，担忧会具象化为咨询人数，刘千的感受是，那些三四十岁的单身女性和离异女性，总是一阵一阵地来，“某一个社会事件，或者新闻、电影什么的一出现，很多年轻女性就过来咨询。”

他今年接待了一位怀孕八九个月的女性，38岁，在通州有三套房。刘千在聊天中得知，对方看过电影《消失的她》后，决定来立遗嘱。“她前面还有两个孩子，这是第三胎，害怕高龄产子会下不来手术台，想提前给自己一个保障。”

女士把父母亲写为孩子们的监护人，并把房产留给了他们。“这几套房是她的婚前财产，假如现在离婚，老公就分不到，但说得难听点，她要是去世了，老公就能分到。所以她就很着急做这件事儿。”

黄海波鼓励女性多为自己考虑。客户来咨询，他通常会为她们设计更好的遗嘱处理方案。“都是一案一议，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给出一些方式方法，解决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咨询者。（图/讲述者供图）

他接待过一对夫妻，二人在上海有两套房产，价值一两千万。50多岁的阿姨看起来气色不好，黄海波询问了对方的身体状况，“阿姨正在做化疗。”感觉自己会先走，阿姨的想法是，先立下遗嘱把财产都留给丈夫，等丈夫离世之际，再把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

黄海波和她沟通，“阿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跟你交流下想法，你别生气。”他告知了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对方还是选择了原先拟定的方案。但三天后，黄海波突然接到阿姨打来的电话，“风险太大了，我天天睡不着觉。”

阿姨最终修改了遗嘱。她把50%的财产给丈夫，另外50%由女儿继承。

反复修改遗嘱的现象，遗嘱师们见怪不怪。

客户高奶奶已经90多岁，来来回回修订了三次遗嘱。去年11月，高奶奶的几个侄子带着她立下遗嘱，承诺房子归侄子们所有。今年3月，高奶奶的养女从国外回来，带她修改了一次。不久后，高奶奶又被侄子们带来，把遗嘱改了回去。

“相当于这房子三度易手。”工作人员反复询问过老人的意见，每次对方都说自己属自愿，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或威胁。

“那就只能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刘千猜测，老人反复修改自己的决定，或许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价值判断，“就是谁对我好，我就把房子给谁。毕竟到了这个年纪，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

“无效遗嘱”

工作多年，刘千偶尔也会感觉到细微的阻力。

他觉得，人们排斥立遗嘱的理由“多种多样”，但不外乎两点，要么觉得为时尚早，要么觉得和死亡挂钩，不吉利。毕竟，在录制视频（第二次办理遗嘱）阶段，需要明确提到“死亡”或“去世”等字眼。

作为江浙沪地区的负责人，黄海波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招聘，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入职没多久就离开了，了解情况后才知道，是男孩的父母不乐意，“觉得这里像火葬场”。

“遗嘱跟死亡还差得远呢，可见大家对这一行的误会有多大。”

他理解人们对遗嘱的偏见和不解，曾试图劝说亲戚朋友重视，但往往会被敷衍过去，哪怕是曾因财产闹过纠纷的姨妈和舅舅。“说来惭愧，我们家里，只有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立了遗嘱”。

有一次，黄海波去上海一家律所讲课，趁机问在场的200位律师，有谁订立了遗嘱。

他原以为，律师可以接帮客户订立遗嘱的业务，会比较重视，“我想，起码会有二三十人到五六十人吧”，但只有一位男律师举手，“这位律师再婚后又有了一个孩子，担心未来会有财产纷争”。

专业人士之外，许多普通人并不清楚，究竟什么样的遗嘱才是有效的。

作为公益项目，中华遗嘱库为市民提供咨询。（图/讲述者供图）

最常见的一些无效遗嘱是：一上来就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了，接着交待写下遗嘱的原因，却没有做精神评估；把“遗嘱”两个字错写成“遗书”；视频拍摄的口头遗嘱，也常因不够规范而无法生效。

黄海波就经历过无效遗嘱。他的外婆有八个子女，当年“知青下乡”时，三个女儿主动提出去外地，把留在家的机会让给了家里的兄弟们。

多年后，三个女儿重新回到上海。外婆决定把名下一套价值1200万元的房子卖掉，平均分给三个女儿。一家人召开了家庭会议，把外婆说的话录制下来留作证据。但外婆去世后，其中一个舅舅却不认同当初的安排。

黄海波的妈妈选择走法律程序，没想到会败诉。“录音录像的遗嘱，必须是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身边，亲属子女反倒要全部出去。并且要保留好原视频，换过手机或拷来拷去都视作无效。”

经历过这件事，黄海波常常不厌其烦地给他人讲述注意事项。即便在他的直播间，连着两场可能只有80个听众。“这80个人还是进来没两分钟就跑掉了，不太有人认真去听我在说什么。”

但他觉得，更多的人需要了解这些，“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家庭”。黄海波说，他愿意花时间去做这方面的沟通，至于大家能接受多少，就“尽人事听天命”。

“佛渡有缘人。”说这话时，他俨然一个布道者。

（除刘千、黄海波外均为化名。）

读完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