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西晋的饮食器具考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同时也富于活跃变化。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豪强割据，魏、蜀吴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后又出现西晋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的饮食器具的特点是：南北地区不同的文化特色正在形成，边远地区相异风格的器物出土增多，瓷器广泛使用，出现了彩绘瓷，使饮食器具更为多彩而活泼。

魏晋时期，北方地区的文化遗存，主要发现于甘肃河西地区和中原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等。东北地区以辽阳、大连发现居多，璧画中有宴饮图、庖厨图等，出土饮食陶器有井、灶、俎案、耳杯、罐、钵、长颈壶、陶盘等。甘肃河西地区魏晋时期墓葬壁面嵌砌大量的画砖，内容包括墓主人生前宴饮出行及庄园、农桑、庖厨等图像。

从图像及随葬器物看，陶瓷饮食器具与汉代相比趋向于简化，主要分为炊具、贮藏器、盛食器、饮器、烤食器等，包括釜、甑、罐、壶、盘、碗、钵、碟、盂、格、盆、三股叉、樽、耳杯、盅等。其中罐据装饰纹样可分为波浪纹罐弦纹罐绳纹罐、垂幛纹罐；陶壶因器形的不同分直腹壶、扁腹壶和鸡腿壶等，壶的肩、腹部多饰凹弦纹和波浪纹，器座多垂直刮削成多棱柱体，即为高假圈足；陶榪为圆盘状，平底，分内外两圈，内圈多分隔成三份，外圈分隔成四至八份；新出现了高足盘，如甘肃高台骆驼城魏晋画像砖墓的“供品”画像砖上的喇叭镂孔高圈足盘，盛放圆形食物。

作为一种地域墓葬文化，此时饮食器具陶罐在葬俗中用于特殊的用途，在西北晋墓，无论大墓小墓均流行随葬罐形“斗瓶”。多陶质，也有个别泥质，自名“斗瓶”。瓶内一般装有粟粒、面粉、云母片等，个别的还装有“铅人”。瓶腹多朱书“镇墓文”，少量为墨书，亦有一部分素面无纹。斗瓶往往成对使用，镇墓文字多寡不等，均是祈祝之词，有的还带有佛教字句。中原地区的曹魏时期的出土物较少，基本承袭东汉的传统。

西晋的陶质饮食器具仍以罐、壶、尊、瓮、盘碗、耳杯、勺、甑、釜等为主，翻口罐、方形多子榻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食器。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江苏有宜兴南山窑，浙江有，上虞窑、萧山窑、德清窑等，尤以浙江上虞县的窑址分布最为密集。上虞为越州所辖，称为越窑，始建于东汉，是瓷器的发源地。

这里所烧的瓷质饮食器具胎质细腻，烧结坚硬，胎釉结合牢固，釉色纯净，薄厚均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并且逐渐摆脱陶器的影响，创造出更能表现出瓷器胎薄而釉色晶莹的特征且符合社会新时尚的新器型。如以动物形象为外轮廓或作局部装饰的鸡首罐、鸡首壶、羊尊等，造型生动而富有生活情趣，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饮食器具。

东吴时期的青瓷器多数还是仿自陶器形制，产品有罐、壶、盆、钵、盒、樽、碗、盘、耳杯、榻等。壶呈小盘口，短颈，肩部有系；罐直口，圆肩鼓上腹，肩部带双耳或四系，有的已于肩侧相对塑鸡头与鸡尾；碗、钵多呈敛口状，平底，内有一道弦纹，外腹亦有弦纹、方格纹、花蕊纹等；盆形洗器以大型器居多，有折沿和直沿两种，底部微凹。瓷器装饰相对简单，有弦纹、水波纹、方格纹菱形纹和蕉叶纹等，开始出现堆塑的铺首衔环、朱雀、羽人、神兽等纹样。

三国时期的青瓷罐多仿陶器，江苏省南京长岗村五号东吴墓出土的筒形罐，器形简朴实用，颇有特点。罐敛口折肩，直腹微弧，平底内凹，肩饰三周弦纹及一周网格纹带，肩上对称有两个宽扁竖系。还有仿制青铜器而烧者，独具时代特点。如安徽省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青釉双系卣形罐，灰白胎，蟹壳青釉。

椭圆形口，平肩，垂腹，圈足外撇，器底内凹，通体呈扁椭圆形状，显得厚重稳实。肩下部与上腹部各印联珠纹一周，其间模印一组菱形纹四周，之下戳印一周锯齿纹，圈足外壁上也模印三周菱形纹。肩部对称贴塑四个铺首，兽鼻下卷构成圆环，两侧兽首之上有系。为仿青铜提梁卣烧造，系具有悬挂提梁的作用。酒器中的创新器有鸽形青瓷杯。

如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凤山东吴墓出土的鸽形青瓷杯，杯体呈圆形钵状，直口稍敛，微鼓腹，底内凹。器内底饰多组同心凹弦纹，外壁上腹部划两道凹弦纹，一侧贴塑昂首、展翅飞翔的鸽子，相对一侧有宽而上翘鸽尾作柄，生动活泼，稚趣可爱。这一时期最有时代特征的是盛食器福的流行，既有陶瓷制品，也有漆质的，因为江西省南昌西晋墓出土的长方形漆槁底书“吴氏槁”而命名，文献中正式名称为“摞”。

《唐韻》:“音累。似盘中有隔也”。《玉篇》：“扁檻謂之摞。”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罗友）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摞。”徐震塄校笺：“摞，食盒也。其中的小格子称为‘子’，分成多少格，就称为几子摞。榪多呈长方形，中分一大格八小格或六小格，初期是平底，稍后变为方圈足，足壁下部切割出花座。北京海淀区八里庄曹魏墓出土红釉陶多子槁，器分大小不等的十格，底部四角附曲尺形足。”

从三国开始出现了釉下彩绘瓷，如江苏省南京长岗村东吴墓出土的青釉褐彩羽化升仙图盖壶，盘口，细颈，鼓腹，有系，平底。圆弧形盖，盖钮雕成一回首卧鸟状。米黄胎上先施褐彩，周围绘两个柿蒂纹及人首、鸟、仙草纹，颈部绘异兽七只；肩部相间有序贴塑四铺首、二佛、二鸟；腹部分两层绘持节羽人二十一人，错落有致，两两相对。

盖内及盘口内外皆绘仙草、云气、连弧、弦纹等，线条流畅多变，图案充满神异气氛，外罩青黄色釉，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习俗。这件釉下彩瓷器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瓷器釉下彩和彩绘的资料，在瓷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晋青瓷的胎质与汉朝、三国相比显得细腻，体薄精巧。器形增加扁壶、鸡首壶等。

装饰方法流行在器物上印出一条不宽的装饰带，内印刻细小斜方格纹、菱形纹、联珠纹或黏贴范印的铺首。多在器物的流上捏塑鸡、羊、虎、牛头等，柄呈龙形、虎形，钮作双鸟，耳为鼠样，腹部贴塑铺兽，底足为熊形。如江苏省南京梅家山西晋墓出土的双耳罐，肩部一侧堆塑无颈的鸡头、虎头，内壁有孔与器嘴相通，相对的另一面堆贴微微凸起的鸡尾及虎尾，颇有趣味。

江苏省南京中华门外板桥镇石闸湖西晋墓出土的双耳青瓷盘口壶，肩部堆塑一只鹰头，勾喙短颈，腹部两侧刻划双翼，近底部下腹前方贴附两只鹰爪，后方塑一小尾。鹰嘴实心，并不具备实用功能。整个壶体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鹰，稚态可爱，匠心独运。器身纹饰多为几何纹，但形象的动物高雕使圆圆的器物生动有趣，自然活泼。同时又继承了三国时期朴素无华，着重于实用性的功能。

如安徽省马鞍山西晋墓出土的青瓷罐，呈直筒状，方唇，短直颈，方折肩，平底内凹，方肩上饰网格纹。双唇瓷罐，口部双重，内口直，外口略低于内口且外侈，溜肩并有系，圆腹平底，有的系两侧贴对称的铺首，并饰有凹弦纹、联珠纹及网格纹带。鸡首壶是在东汉盘口壶基础上创新的品种，出现于三国、西晋，流行至唐代初年。其造型为盘口，细颈，鼓腹，平底，肩部有鸡头状的流，而相对应的柄则饰以鸡尾。晋时也称罂，如江苏省南京化纤厂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鸡头青瓷壶，底部刻有“罌主姓黄名齐之”。汉代就有“酿酒于罂”之说，不过此罂非彼罌。

西晋鸡首壶的鸡头短小无颈，相对的尾部也短小，鸡头虽神情毕肖，却不通壶身，头与尾纯粹是装饰品，没有实用意义。东吴西晋流行的瓷质扁壶仿青铜器烧造，同为酒器，扁圆腹，高圈足或两片高足，器腹两侧有对称双系，便于系绳背挂。如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收藏的青瓷扁壶，小圆口，直颈，扁圆腹，圈足扁圆外侈，两肩各有一飞鼠形耳，有翼短尾。腹两面均有刻铭，一面刻草人状图案，下刻“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理者也”十三字，另一面划刻“紫此是鱼浦七也”六字。

“会稽上虞”即今浙江上虞县，“理”字即指青瓷扁壶；“鱼浦”为上虞县境内的鱼浦湖，现称“白马湖”。“七”为“土”字。由此可知，这件青瓷扁壶是浙江上虞窑一个名叫范休可的窑工制作的。壶以圆雕的双鼠作耳系，二鼠相向爬伏于壶肩，嘴部前探，古来有“老鼠偷油”，少见“老鼠偷酒"，可想是借用而来，造型生动，寓意明确。

三国西晋时期，南方地区的漆木器仍沿袭汉代的传统造型，色彩多为内朱表墨，出现了新器形漆塥等。安徽省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木饮食器具种类有案、盘、槁、耳杯、壶、樽、盒、匕、勺等，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皮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

在案、塥、盒和盘上绘有装饰图案和精美的漆画，多于盘心绘人物故事，周壁饰流畅生动的鱼水图案。在边饰中除云气等图案外，出现了回曲连续的植物纹图案，呈现出与汉代完全不同的风格。人物故事图有季札挂剑、百里奚会故妻、伯榆悲亲宴饮梳妆、童子舞棒等。

如漆案，呈长方形，木胎，边缘高起，镶鎏金铜叶，下有四个矮蹄足；案面以宫闱宴乐场面为题材，人物众多，中部彩绘宴乐图，左上帝后坐帷帐，一侍女立旁，右方分为上下三列，上层为坐于席上的宴饮者，中层绘百戏舞乐，弄丸舞剑，寻幢鼓吹，下层左有宫门，抬物进食，右侧侍者恭立，并有榜题“皇后”、“长沙侯”、“虎贲”、“女直使”、“弄剑”、“鼓吹也”等。

图外四周以禽兽、云气纹为饰。背面髹黑漆，正中朱书“宫”字。漆盘为木胎，口沿与腹下各有一道鎏金铜扣；盘内壁及底髹红漆，外壁及底髹黑红漆，内外颜色有区别；漆盘内的画面分为三部分：上面为宴宾图，下面为出游图，中间部分又包括三个画面：右侧为驯鹰图，中间为对弈图，左侧为梳妆图。

在漆木器中，极其珍贵的是两件犀皮黄口羽觞，即耳杯，为云斑犀皮胎，椭圆形口，平底，月牙形耳，在杯耳及口沿处镶鎏金铜扣，杯身髹黑、红、黄三色漆，自然纹理像松树干上的鳞片，又似回转流漩的行云，韵味十足。

明朝的《髹饰录》曰：“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此件犀皮胎漆耳杯便是黑面、红中、黄底、片云斑，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犀皮制品。

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漆樞，木胎，子口，壶门形足。内分七格，在每个小格内的红漆地上用金、黑漆绘有奇禽瑞兽，相对展翅起舞的对鸟，飞奔展翼的神鹿，鱼儿双鳍扬起，麒麟静立，奔跑的白虎，展双翅的飞廉；四壁外侧及底部髹黑红漆，绘蔓草纹和放鹰图；盘底朱书“蜀郡造作牢”铭文，表明这些漆器的产地是蜀郡。

另外，在江西南昌、湖北鄂城、安徽等地的孙吴墓中也有漆器出土，这些漆器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三国时期漆器的工艺水平，还提供了有关当时绘画的新资料，显示出吴与蜀之间物质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西晋《东宫旧事》记有关饮食器具有：漆长盘、漆尺盘、漆貊炙盘、漆貊炙大函、盛饭漆莒、鎏金环扣漆酒壶、金涂环钿漆酒台、漆三十五子方摞、漆食架、漆食厨、漆滉、漆杯、漆筷等。

生活用具让位于瓷器和漆器，铜制器物虽有但已少见，制作粗糙，以素面为主。类别有铜洗、铜双耳釜、铜耳杯、铜鐫壶、铜鐫斗、铜碗、铜钵等。湖北省鄂城一座古井中出土过带“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八十枚”铭的双耳铜罐，腹上还有“武昌”和“官”两处铭文，表明孙吴曾在武昌设有官府控制的铸铜作坊，生产实用器物，仅罐的数量即有数千。

汉代传统的玉容器此时仍旧摆在官宦权贵家的案几之上。河南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收藏的三国魏的玉酒杯，由温润洁白的和田玉雕琢而成，白色中泛青，圆筒形杯身，束柄，下有圆饼形高足，通体光素无纹。器形规整，曲线流畅，光洁细腻，凝玉润脂，富有汉代遗风。

看到此器，不由想到曹操《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湖南省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神兽纹玉樽，玉质受沁呈粉白色，直筒形，器身纹饰被三周凹弦纹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浮雕螭、虎、龙等瑞兽和仙人乘云，并贴塑铺首衔环；下部纹饰分为三组，分别雕刻仙人与龙、虎与螭、龙与熊相争斗的图案，器底以三熊足支撑。

器表纹样繁密，雕琢线条流畅自如，优美飘逸，具有强烈的动感。玉质饮器与铜器一样承以汉代风格，刘弘墓出土的一件玉卮，器体呈圆筒形，三个矮蹄足，一侧带有“6”字形把，器身满饰云纹螭纹。

玻璃器在晋傅咸的《汙卮赋》（《艺文类聚》卷八十四《杂器物部·卮》）有记载：“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坠之不洁。”晋葛洪《抱朴子酒戒》：“夫琉璃、海螺之器并用，满酌罪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辖投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