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西装的那些事

本文转自：枣庄日报

□常永坤

物质时代人们有了更多包装自己的手段，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也不再纠结。曾经时髦的西装变得普通起来，原本赋予西装的阶层优越感慢慢淡化，在远离仪式感的生活中越来越被舒适、方便所取代。衣塑形象，仪展魅力。一套合体靓丽的衣装，总能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振奋，让生活拒绝单调、多姿多彩。

在所有服装类型中，以西服为代表的正装是职业人士最常穿的。它在我国大众普及，自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对中小城市来说，恐怕还要晚一些。

20世纪80年代初，枣庄市市中区引进外来资金，在城区东南建了座毛纺织厂，生产毛呢面料，并外聘西服剪裁技师，尝试西服定制业务。这在当时无疑是件时髦的新鲜事，有关方面遂安排市里的领导同志量体定做。若干天后又去厂里试大小，先把剪裁好的衣料缝上纸质衬托套在身上，检验合不合体。再依据每人的体形作些局部调整，直至完全合身再做最后的缝制。又是几天以后，厂里派人送到机关。当然个人是要照价付钱的。

不知是布料较厚的原因，还是手工缝制的技术问题，双肩与袖筒接缝处的袖包肩凸起明显，袖山比肩膀高出许多。有的同志穿在身上，肩头上翘，自己都笑话自己成了“马科斯夫人”。那时电影里给人印象最深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就经常穿着一种双肩高翘的时装。在社会的改革和变动中，人们的价值观在一些领域中出现了新的动向，一些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一些不被人接受的行为开始被人们容忍和接受。多样的服装选择，使得过去相对一致的价值判断失去了作用，或者所起的作用明显减弱。

市领导穿西装第一次集体亮相，是在老城的市体育馆一次大型群众活动。这让全场穿惯了中山装、解放装的人眼睛一亮，敏感性强的同志立马嗅出了不一样的气息：改革开放已让鲁南这座工业城市再无回头的可能。脱掉中山装、解放装，换上西服，既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这个时代的刻意表态。人们从这种服装变化中读出的“微言大义”，虽然比不得满清入关时“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的生死抉择，却也不亚于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脱下军服换上西装带给人们的联想。这种风向标作用，给人们一个特定的视角，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时代潮流。很快，改革开放初期的枣庄这个并不沿海的内陆城市率先开放，积极走向国外境外，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全方位开放城市，再次有了省内外瞩目的关注度。

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以开放、博大、包容的心态接纳了西方国家主流服饰的西装。初期，逐渐普及的廓形硬朗的西装在我们这样的地级城市，大多只是在接待外宾或机关、庆典、社交等庄重场合出现，普通百姓中并没有大流行。如果有出国任务，那是一定要置办一身西装行头的。那时因公出国单位还有置装费，穿西装几乎是出国人员定型化了的形象。1995年，我随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英格兰西北区，在首都堪培拉参观时，空旷的大街，前前后后，就我们几个西装革履匆匆行走。到了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路上车辆行人明显比堪培拉多起来。慢慢地，我微微感到了一丝不协调：街上的行人多是休闲打扮，T恤、夹克、休闲装、运动鞋。而我们照旧一身笔挺的西服，脖子上吊着领带，脚下锃亮的皮鞋。七八个严肃装扮的人混在花里胡哨的人群里，的确格外扎眼。

我们更有一个同行，临行前妻子专门从名牌店买了身套装，无奈个子较矮，西服裤腿太长，只好用线往里卷缝起来。估计他的妻子也不知裤腿上粗下细，从下往上卷了十几厘米，既没裁去多出的那段，又没把多出的那段裤缝拆开，只简单地用线缭上，皱皱巴巴，略显怪异。那时出国，往往带的服装都不多，被视为正装的西装，让我们穿成了工装或休闲装。人家老外早就内外有别，西装只在公务活动或对外交往时才穿，其他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多便装。后来离开悉尼再去别的城市的时候，只要不是正式会见、公务活动，我都是简便的休闲裤、夹克衫，舒适自然即可。在休闲场合穿着西服套装，容易给人煞有介事的感觉。

不了解当地习俗，也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有一年在法国考察，公务活动我们穿西装打领带，游览观光时就随意穿休闲装旅游鞋，想不到一次在巴黎某高档酒店就餐时尴尬了一回。接待方在我们行程途中预定了餐位，我们到达时才知，须着西装才能进入。虽然我们最终被允许入内就餐，餐厅工作人员也没有区别对待，但来不及换的休闲打扮，在一色西装燕尾氛围里，还是让我们自己感到怪怪的，整顿饭都吃得不自在。欧洲人的讲究，不仅会根据季节不同、公务与非公务而改变穿衣服的习惯，还会依据不同场合而选择恰当的服饰，到餐厅用餐也是约定俗成。对他们而言，穿着得体不仅是礼貌，也是个人品位与教养的展现。

服饰是非语言交流的重要媒介，是个人和群体价值观、审美观的外在体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趣味，甚至还有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隐匿其中。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说过：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孔子集语·劝学》）。他对穿衣很有讲究，什么颜色做什么衣服，什么颜色不能做什么衣服，什么颜色搭配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毫不含糊。尤其是“吉月，必朝服而服”（《论语》），每月初一，都一定要穿着上朝的衣服去朝见君主。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杭州教书时，多数时间都穿学生制服。到绍兴任教，也基本上只穿长衫，不穿洋装，免得被人叫“假洋鬼子”。即使在今天，日常生活中，丧事与喜事的着装固然不能率性而为，国与国之间交往，军事首长着便装亮相，往往也有着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这些衣着服饰方面的规范，展露着中国人的生活认知和生存境界，承载着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追求，体现着无形的社会法则。

物质时代人们有了更多包装自己的手段，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也不再纠结。曾经时髦的西装变得普通起来，原本赋予西装的阶层优越感慢慢淡化，在远离仪式感的生活中越来越被舒适、方便所取代。衣塑形象，仪展魅力。一套合体靓丽的衣装，总能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振奋，让生活拒绝单调、多姿多彩。相反，衣冠不整, 不修边幅，则必然会损害自己的公众形象。当然，这种穿衣戴帽的日常琐事也不能走极端，不得无限放大，硬与一个人的立场态度挂钩往往会让人啼笑皆非。西部某市城关区纪委监委发布通报，对2023年1月28日区委会议期间“着装不统一、里穿正装不脱外套”等现象进行批评，并指出：“着装问题看似是小事，实质是干部精神风貌的展示，是纪律意识不强、规矩意识淡薄的一种表现，是自我要求不严、工作作风不实的一种体现。”基层开会穿衣居然有了制度约束和权力强制，这不是古人所谓的“垂衣而治”，而是将日常生活上纲上线，演变成了一种特定政治形态下的政治现象，不能不说是管理者偏执情绪的极端发泄。

退休后，随着角色和场景的转换，我很少再穿西装。有一天在家整理衣物，挂在衣橱里的几套干干净净的西服，竟没有一件合体的。身高倒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体胖腰粗，那些当年可着身材买的西服，现在一律瘦小得穿不下、扣不上。某年初秋，单位通知我去参加上级一个大领导的接见合影，电话里特别强调要穿西装出席。我没听错，就是西装，并没说正装，这省去了我掂量权衡穿中山装还是西装的麻烦。但我确实没有合身的西服，只好回电请假。如果放到西部某市，如果我穿中山装或便装去了，会不会不让进场，还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