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之治到文德政治：唐太宗的诗教理念与治国实践

贞观时期的诗教观既直承汉魏崇儒尚礼、裨补时政的一面，又对周隋之际完全否定文学形式之美的片面思想进行了修正。唐太宗施行文德政治，对内倡道德、修仁政，对外慎用兵戈、教化伏之。

其欲正身以养民爱民、复兴礼乐以化民正风、包容开放延揽人才的政治举措，正是贞观时期诗教活动的集中体现。

而且，唐太宗首先是政治家和帝王，其次才是诗人，又因为他的身份不同于一般的文人，思考文艺问题的角度也自然与之不同。

因此，要考察唐太宗的诗教观，除具体分析其文艺观念与创作实践之外，还需结合他的政治理念进行探讨。

唐太宗曾亲历隋末大乱与唐王朝的建立，一朝登基，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自然是如何使新兴的唐王朝“传祚无穷”，摆脱历代朝廷“克终者鲜，败亡相继”的命运。

唐太宗明白自己“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而以“文德”为施政方针，其大要在于稳定民心、改变民风。基于此，太宗吸取前代经验，总结了三点基本措施。

节欲修身、教化民众与延揽人才。首先是节欲修身。唐太宗深知守成之艰，却有“常临深履薄”气，在太宗看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因此作为统治者，需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而要想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君民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统治者的个人修养，而统治者立身不正的原因，则在于不考虑百姓需求而放纵自身嗜欲。

唐太宗认为，导致社稷倾覆、国家败亡的根源，往往在于统治者自身。可见，太宗所谓帝王之修身，主要在于节欲爱民。

唐太宗指出，统治者想要与百姓和谐相处，须处理好个人私欲和公共利益、百姓需求之间的关系，绝不能“损百姓以奉其身”气魏徵也肯定唐太宗“节己以顺人”的做法，并以“志在无厌，惟好奢侈”的隋炀帝为例。

贞观初期，唐太宗在与大臣探讨治国方略时，曾多次提出民风问题，急切要求“革近代之浇薄”气他深知君舟民水的关系，担忧大乱之后风俗难移，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民风。

以王珪、魏徵为代表的儒学之士也非常重视此类问题

。太宗问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时，王挂将治国成效的优劣归结于政策对民风的影响，在他看来，民风的浇淳直接反映政治的得失。

而魏徵的上书则为唐太宗改变民风的愿望提出了根本要求一一轻刑罚而重仁义。观时期的礼乐建设，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作乐以和其性，制礼以检其情”的理念，坚持“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的原则，还体现出包容开放的心态。

唐太宗不仅多次下诏制定礼乐，还将自己对礼乐的理解传诸子孙，告诫太子李治应当“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要继任者秉承开放的理念勤勉厉学，延续并拓展贞观一朝对礼乐的建设，从而化育万民，光耀后世。

通过自己与工匠对弓矢优劣评判的差异，唐太宗明白自己用弓虽多，仍然不如弓工能得其理，何况“有天下之日浅”，进而认识到统治者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

而且太宗在延揽人才方面，也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一方面，广纳各类人才与之“讲文义，商量政事”。

文学馆中的儒生学士，不少均兼修儒史。

另一方面，太宗积极纳谏，并优待有功于治国理政的人才，能够襄助国家儒学教育的儒士学生，能够使自己“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由于唐太宗的宽容开放和贞观重臣的忠正耿直，贞观君臣才能够“齐契同心”，达到“和若盐梅，固同金石”的境界。

综上所述，唐太宗总结前代经验，在治国理政方面以节欲修身、教化民众和延揽人才为基本举措。

太宗节制谨慎以律己，包容开放以待人，而这也是他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太宗对文艺的思考及其诗教观念中。

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欲推行“文德”政治，大兴教化而使民风归于淳厚，须率先以身作则，节制嗜欲，不尚奢华，并且力行不殆。

《帝京篇》的写作目的在于“明雅志”。所谓“雅志”，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这句话不是针对文学讲的，而是针对历代帝王悦江海之滨、玩山陵之间、接海上神仙、游瑶池之上的一系列享乐活动。

唐太宗强调，自己虽然身处这样的环境中，却没有沉湎享乐，而是一方面“欹案观坟典”游息艺文”以观列代君王行事，另一方面不忘武功立国之本。

这些活动虽然引人入胜、使人忘倦，但自己仍需始终保持谨慎，《帝京篇》及序虽然并非专为申明其文学主张，但其中节制自律的理念，正是他考虑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一方面，唐太宗认为文章艺术不仅不是帝王所需要关注的重点，还须遵循“节之于中和”的原则。唐太宗拒绝乾隆为其编纂文集的请求，是因为在他眼中对于“人主”而言，最重要的是德行，不必依据文章对其进行评价。

如果统治者长于文章而短于治国，甚至倾覆社稷，便会遭到后人的耻笑。唐太宗将词藻一类不能“裨于政理”“有益于人”的文章视为小道，不屑以之为“不朽”的依据，可见他评判文章的出发点在于是否具有政治教化功能。

唐太宗的这一评判标准，并非在于文章是否存在襄助政教的部分，而是政治教化因素是否在篇章中占据主体地位。被唐太宗贬抑的扬雄、司马相如、班固之赋作均为讽谏之作。

唐太宗对文学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一种娱乐的形式。其一，在唐太宗传世的109首诗作中，有相当数量的吟风弄月、赏心娱情之作。

更有近40首作于游幸、宴饮之时，通过描写宴饮游幸之欢娱，以润色鸿业、欣颂太平。唐太宗不仅自己创作这样的诗歌，还对能够创作此类诗歌的杨师道、许敬宗等人赞赏有加。

可见对唐太宗而言，赋诗是游幸、宴饮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是耳目之娱的一个重要部分。

与前代君王不同的是，唐太宗始终非常清醒，他能自觉地对自己的爱好加以节制，不会放任其影响施政，这也是唐太宗在诗文创作中反复告诚自己务去淫靡、恪守雅正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唐太宗对文艺始终持谨慎态度。

虽然他作为文学爱好者和诗人喜爱并推崇辞采，却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政治家和君王而并非文人。

在唐太宗看来，文艺对于需要勤勉克己以垂范天下的帝王而言，本就是一种享乐的形式，耳目欢娱也好，陶养情性也罢，均非正业，一旦沉溺其中，便可能对治理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要从形式和内容方面对文艺加以节制，既不使人沉湎，又能够裨补教化，而他所提倡的雅正也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唐太宗以仁政王道为出发点，恢复礼乐的政治举措，也囊括了以雅正文风替代郑卫之音的文艺理念，而这一点恰好是合于儒家传统诗教思想的。

由此可见，唐太宗节制自律、以诗明志的诗教观应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他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主要以行政手段推行儒家诗教，而非从理论上对文学的本质进行归纳。

对文学本质和功用的具体认识与理论总结，则有待其他贞观重臣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