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英雄虎胆》的“曾科长”

最后一抹胶片从放映机里滑走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放映员总会想起一个裹着军大衣的身影。八十年代某个深夜，于洋蹲在剪辑室水泥地上，盯着《戴手铐的旅客》的毛片反复念叨："这格镜头里的手铐反光不对，要重拍。"那时他五十岁，鬓角已白，却固执得还和当年在松花江畔为拍戏敢于纵身跳桥的十八岁小伙一样。后来，这个半秒镜头都要较劲的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现实主义的注脚。

无论银幕中还是生活里，于洋都是硬汉的样子。他从《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那一头走来，一路成为《青春之歌》里的江华、《英雄虎胆》中的侦察科长曾泰、《火红的年代》中的炉长赵四海、《戴手铐的旅客》中的公安干警刘杰……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他的老师苏联电影专家卡赞斯基曾写给他这样的毕业评语：“你是一艘大船。大船，就应该在大海里航行！”

如今，大船靠岸。2025年3月1日20时30分，“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逝世，享年94岁。

被胶片喂养的岁月

人们总说于洋是被胶片喂养大的。

1930年，他生于山东黄县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10月，于洋（原名于延江）出生在山东省黄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那年，家乡遭灾，父亲闯关东病死在关外，这突来的天灾人祸，迫使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2岁时，因为偶然的机会，他抱着为家庭减轻负担的念头，接触到了电影。

在那段颠沛的历史里，他很快参加了革命，做过公安战线侦查员，又参加过土改、四平保卫战、长春歼灭战和渡江战役，还获得过四野颁发的渡江战役纪念章。他自己都没想到，这几年的经历为日后的表演生涯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那时候，参加革命工作都想改个名字，意思一切重新开始，于延江改名于洋，以新的身份走进大银幕。

于洋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在干校劳动时，就是一把好手，别人扛一麻袋粮食，他还要再摞一袋。有一年在东北农村拍戏，村民念叨夜里经常有狗熊之类的动物出没，于洋为了给老乡除害，也为了给摄制组改善伙食，就和同事商量着除掉狗熊。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荷枪实弹在当时是必要的。夜里有动静了，于洋就和同事起床，趴在窗户上，朝外面的黑影啪啪就是几枪，等了一会儿过去确认，才发现把老乡的牛给打死了，为此于洋还被处分。

生活中的于洋要强好胜，拍戏时同样如此。1947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雪地里，他裹着单衣拍摄《留下他打老蒋》，睫毛结着冰花还要咧嘴笑。他后来回忆过，有一天零下十几、二十度，用来模拟炼钢炉火光的红绸布都冻成了冰片，于洋赤着脚在"钢水"中趟了十七遍，脚底的血泡破了又结痂，导演喊停时才发现雪地上洇着暗红的脚印。

1949年，在凌子风导演的《中华女儿》中，有一场很惊险的炸桥镜头，要演员爬到松花江江桥上，放炸药，然后再从几十米高的江桥上跳下来。导演问于洋敢不敢跳，于洋说当年的战士敢跳，我为什么不敢跳。说完，于洋已经站在江桥上了。最后还是导演想了个更安全的办法——在长春搭了一个十几米高的桥墩子，底下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很多干草，跳桥的时候，镜头一切就行了。

筹备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时候，于洋为了演好青年炼钢工人吴一竹，到哈尔滨下生活，白天经历钢水高温的炙烤，晚上和几十个工人一起睡大通铺。他回忆：“当时特别艰苦，胶片很紧张，只好把过去用过的洗了，叫‘再生胶片’。不断排演才舍得拍，一天也只能拍七八个镜头。”在零下三十多度冰天雪地拍摄时，剧组唯一的火盆放在了摄影机底下，于洋穿着单衣，跟工人们一起干活。

如今回看，这部电影略显粗糙，但《桥》作为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第一次在银幕上描写了工人的故事。“我们有自己的电影了，不容易。”于洋回忆道，那时候很多人看到这部电影，都落泪了。

“耳边响起驼铃声”

除了摇摇摆摆跳着伦巴的女特务阿兰，《英雄虎胆》中勇敢、机智、在女特务面前从容不迫的侦察科长曾泰一样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银幕记忆，以至于“曾科长”一度是于洋的另一个名字。

曾泰这个角色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解放军的侦察科长，一个是匪军副司令，剧情中曾泰不能暴露自己侦察科长的身份。所以于洋在和导演编剧讨论完剧本之后，给这个人物定了一个基调：“让我演国民党的副司令，我就得像国民党，不能在脸上贴一条，说我是共产党，那就概念化了。”基于这样的设定，于洋抛弃了概念化的表演方式，在两种身份之间进行微妙的转换。

片中有一场曾泰审讯侦查员耿浩的戏，曾泰一方面要掩饰审判自己同事时心里的矛盾，另一方面还要像真的副司令审查一个共产党的样子。拍这场戏的时候于洋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片中曾泰“脑门出汗”的镜头就是于洋因为紧张而冒出的真实的汗，而打不着火的抽烟镜头也是他进入剧情状态时的真实反应。由于全身心投入表演，戏拍完后于洋久久不能平静，甚至连饭都吃不下。于洋说，《英雄虎胆》是自己从艺生涯中最投入的一次表演，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心情激动中度过。”

为这个角色，于洋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洋行头”，国军上衣，吕宋帽，手持拐杖，挺胸腆肚，不过，当时在广州拍摄，正值七八月份，于洋热坏了，整天汗如雨注。剧组的人逗他说：“你自己嚷着要穿的，就自己受着吧。”

这样的曾泰富有极高个人魅力，1958年影片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于洋成了家喻户晓的“曾科长”。他每天收到几十封来信，有位天津观众说他看了226遍。但也因为他饰演的匪军副司令过于惟妙惟肖，以至于在特殊时代遭到批判，有人说：“你演得比敌人还敌人，太像了”。

于洋说，自己创作角色会要求自己“活在人物当中”，而演员本就应该用真实的感情和体验，来表达、来呈现人物，“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里真，哪里假，他们都知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演员一年能拍一部戏就已经是很好的成绩，而于洋在1959年拍了4部电影，《飞越天险》《水上春秋》《粮食》《青春之歌》，迎来了自己创作生涯的高峰期。他不喜欢停滞的创作状态，“相对于小桥流水，我更喜欢大江大河”。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于洋开始转型当导演，先是推出电影《万里征途》，1980年，他自导自演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公映，他在片中饰演一个因走资派身份被当成嫌疑犯关起来，但最终冲破铁笼主动去追索真凶的老公安侦察员刘杰。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原来的背景是西北，于洋将故事背景改成了西南昆明附近，地处亚热带，风光漂亮，画面优美。他还将故事中的小男孩魏小明，改成了一个傣族小女孩，由19岁的蔡明饰演，正好可以穿上傣族衣服，很有民族风情。

“好的电影，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情节，好的风光，好的动作，好的音乐。”于洋这样阐释，这可以说是最早对商业类型电影的大胆摸索，这也算新中国第一部武打片，年过半百的于洋不用替身出演动作场面，吸引了大量观众。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一首由王立平作词作曲的主题曲《驼铃》，将影片最后戴着手铐的刘杰双手举起告别的画面定格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镜头。王立平后来回忆说，《驼铃》不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审美风格，他担心会不会“太离愁别恨了”，没想到于洋跟他讨论歌词的时候红了眼眶，他告诉王立平：“不管人家怎么说，咱们就这么定了。”于洋还参与了电影中很多台词的创作，片中有句台词“拿大顶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就是他自己写的。

2010年，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授予于洋“终身成就奖”。与电影相伴一生，电影也成为他生命中无法回避的命运交织点。

儿子于晓阳是中国第五代导演，2005年在从湖北看景回北京的火车上，犯了哮喘病。“在廊坊，离北京还有一个小时。”于洋曾经伤感地说，中国电影百年，他们奉献了一个儿子，那时于晓阳仅44岁。不过，儿子是为了拍电影而走的，于洋和同为演员的妻子杨静说，“至今想起来，我们很遗憾，但也很安慰。”

今年1月17日，杨静在睡梦中离开人世，于洋始终陪伴在其身边。他们的女儿于静江发文送别母亲时说：“妈妈到天堂去和弟弟于晓阳团聚了。”仅仅一个半月后，于洋也走了。有影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于洋夫妇与于晓阳的旧合影，驼铃声已远，他们一家三口相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