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襄阳之战”吗

宋与辽、西夏、金、元并立时期，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

在这场漫长的多方角力中，来自漠北的蒙古最终通过1279年的“崖山海战”，为这一时期落下了最终休止符。

在此之前，真正开启了南宋灭亡倒计时的，是爆发于公元1267年的“襄阳之战”。

确切的说，这场战役只是整个“襄阳之战”的决战阶段。在此之间，宋蒙之间已经在襄阳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较量。

而这段历史，也曾被无数文艺作品反复渲染和追忆过。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非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莫属。

在他的笔下，无论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还是“离经叛道，反抗命运”的杨过，都曾在襄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过曾单枪匹马杀入敌营，用石子击杀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大汗蒙哥，解襄阳之围;而郭靖、黄蓉夫妇在苦守襄阳数十载后，于城破之日选择以身殉国。

小说里的情节荡气回肠，而在真实的历史上，“襄阳之战”又是怎样一番模样呢?

一、宋人献灭宋之策

许多人认为，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弱小的王朝之一。

这种观点太过于片面，南宋的两大对手——金国和蒙古，都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特别是在面对曾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时，南宋能够抗争40多年，绝非运气。

为了抵御蒙古，南宋曾经开辟了三大战场，分别是川陕、京湖和两淮。

在川陕战场，蒙古大军曾所向披靡，但后来在南宋搭建起牢固的“山城防御体系”以后，蒙古铁骑竟然一筹莫展，大汗蒙哥也负伤死于合州的钓鱼城下。

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势必要调整其灭宋战略。

在随后的战争中，忽必烈在中国的大西南实施了一个数千里的大迂回，他放弃从川陕强攻，转而进攻云南、交趾等地，对南宋形成了包围之势。

而灭宋的机会历史没有让忽必烈等待多久。公元1261年，由于受到朝廷内部的排挤和打压，南宋大将刘整选择纳土降蒙。

刘整的叛变，不仅是让南宋损失了大量军队、土地和人口那么简单。这位资深水军大将在为蒙军带来了先进水军技术的同时，还向忽必烈献上了灭宋之策。

刘整向忽必烈进言：“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刘整所指的“襄”就是京湖地区的中心枢纽襄阳，拿下这里，就等于打开了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南宋首都临安的门户。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用“固若金汤”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襄阳外部有汉水、岘山、顺安山等天然屏障和大量军事据点，内部城防坚固、兵精粮足，另外还有樊城还与之互为犄角之势，联络增援。

刘整的话让忽必烈坚定了攻打襄阳的决心。但对于蒙军来说，最大的短板就是水战和攻城战，要想拿下襄阳，难度很大。

不过，深知宋军虚实的刘整，接着就向忽必烈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引诱降当时南宋的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上钩。

公元1263年，忽必烈向吕文德送来了贵重的玉带，要求他同意双方在襄阳城外设立榷场，以便进行互市贸易。

吕文德虽然是久经沙场的名将，但却是一个贪图小利之人，他很快就答应了蒙古人的要求。不久，蒙古人在襄阳城外的第一个据点顺利建成。

而接下来，蒙军又以榷场被匪盗骚扰为由，要求在城外榷场中构筑土墙、堡垒，吕文德同样满口答应。

可结果是，蒙军陆续在襄阳南北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彻底断绝了襄阳城与陆路的联系。吕文德这才懊悔不及：“误国家者，我也!”。

二、襄阳陷入重围

初步完成了对襄阳的孤立后，蒙军并没有立即进行猛攻，而是进行了一番“外科手术式”的操作。

公元1267年，蒙军都元帅阿术率军5万在襄阳地区劫掠，掳走军民5万余人，牛马、钱财无数，襄阳就地获得补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接下来，蒙军又在襄阳城东边的白河口、西边的万山、南面的百丈山等地筑起了一道道土墙和一座座堡垒。并且，这些防御工事还在不断向襄阳城紧逼，压缩着宋军的活动空间。

公元1269年，蒙军又在襄阳南面的汉水构筑工事，进一步控制了水上交通。同时，阿术还派兵围困住了樊城。至此，蒙军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襄阳长期包围的战略布局。

在此期间，宋军曾多次主动出击，试图打破蒙军的封锁，但多以失败而告终。而一生功勋卓著，却在晚年犯下严重错误的吕文德，也在这一年在深深懊悔中背疽发作而死。他的六弟吕文焕继续坐镇统领襄阳城的防务。

三、南宋增援襄阳

面对蒙军的不断收缩，吕文焕并没有坐以待毙，早在1268年，他就向在鄂州的吕文德建议，在蒙军完成合围以前，尽快打破包围圈，可惜这并未得到吕文德的重视。

而吕文焕也曾亲自率领襄阳守军，进攻蒙军沿山建立的营寨，以图打破包围圈，可均以失败告终。

襄阳是命门所在，对于这一点，南宋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在襄阳被蒙军团团围困之际，南宋也不断发兵增援，与蒙军发生了数次大战。

公元1269年，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着汉水春潮上涨之际，率领轻舟运粮至襄阳城下，解了城内粮草短缺的燃眉之急。

而蒙军最终能拿下襄阳，除了水军，还与一件堪称战场“黑科技”的攻城武器有关，那就是“回回炮”，它还称为是“重力投石机”、“法兰克炮”、“襄阳炮”。

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各种抛石机，但始终没有结合配重技术，一直采用比较原始的人力拽索抛石机。而蒙军在征服波斯时，发现当地有一种抛石机，弹石重达150斤，射程达400米，落地时可凿地七尺，威力巨大，于是便将这种技术引入国内。

公元1272年，蒙军的第一门“回回炮”试射成功。第二年，它们就被调往襄阳前线。当它发出的弹石击中了襄阳城楼时，《元史》记载：

“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

水军与“回回炮”的加入，无疑让蒙军如虎添翼。

四、南宋将帅失和

襄阳之战与其说是南宋与蒙元的战争，不如说是“吕家军”与蒙古人的战争。

战争开始时，吕文德为荆襄地区主帅，而其弟吕文焕是襄阳城内的主将。另外，前文提到的范文虎为吕文德的女婿，夏贵、刘整也是吕文德的旧部。

吕氏之所以能够成为南宋在荆襄地区的中流砥柱，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个王朝的命运，这与南宋权相贾似道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然而，正是南宋对吕氏一族的过分倚重，让其成为一股尾大不掉的力量，最终造成了宋军内部严重内耗。

公元1269年，蒙军大举围攻襄阳城，战事日益紧急，夏贵、范文虎却接连败北。特别是范文虎，汉水一战，他仅以身免、全军覆没。

这年冬天，宋廷又任命淮东的宿将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支援襄阳。

李庭芝虽是进士出身，但文武双全，年轻时曾担任南宋名将孟珙的幕僚，被其视为知己。孟珙去世后，李庭芝逐步展露头角，成为南宋末年为数不多的名将。

可是，李庭芝却不受吕家军的欢迎。特别是范文虎，他既不愿受其节制，更怕李庭芝会跟自己争功。

于是，范文虎便写信给贾似道说：“吾将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于恩相矣。”(《续资治通鉴》)

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贾似道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亲信，命范文虎节制李庭芝。

可范文虎是个出了名的“常败将军”，大战正酣之际，他竟然还是“日携美妾，走马军中为乐”，李庭芝空有一身本事，却无兵可用，他数次劝范文虎进兵，却都被其搪塞过去。

一方面，宋军内部将帅失和，互相掣肘，无法对襄阳外围的蒙军构成实质威胁。另一方面，刘整带领蒙军在汉水中间加筑实心炮台，上面放置弩炮，把水上交通全部阻断，宋军想通过水上向襄阳城内运输物资变得愈加困难。

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曾经突破重围进入襄阳的民兵张贵、张顺等人，制定了与范文虎内外夹击，破解襄阳之围的计划。

可惜的是，由于走漏风声，加上范文虎、夏贵等人怯战失约未至，导致张贵等人孤军奋战，全部战死。消息传到襄阳，守军士气大受打击。

五、襄阳最终陷落

公元1273年，为攻破襄阳，元军开始对与之唇齿相连的樊城开刀。

攻城开始以前，刘整就派水军切断了襄阳与樊城的联系。阿术则率领五路元军进攻樊城，同时参战的还有由“回回炮”。

在大炮的配合下，元军很快攻入了樊城。城破之时，宋军将领牛富带领死士与元军巷战，《元史》记载：“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最终，牛富等全部阵亡，而樊城陷落后，元军也开始屠城，对襄阳形成了强大心理震慑。

1273年初，襄阳城内的情况更加危急，虽然粮食还足用，但军需物资匮乏，城内“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而吕文焕的更是“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告急于朝。”(《续资治通鉴》)

可是，面对元军的重围，南宋已经是无可奈何了。一方面，元军围城长达5年之久，宋军也曾组织过7次大规模出击，但往往以失败告终，未能打破封锁。另一方面，贾似道对襄阳战事多有隐晦，导致战机一再贻误，最终不可收拾。

1273年二月，元军致书吕文焕：若其投降，可保城中老小性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回回炮”移至襄阳，开始攻城，史料记载：

“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

而身经百战的吕文焕，对“回回炮”的反应也是“大惧”。在元军的诱降和兵威面前，吕文焕选择了献城投降。

至此，长达五年之久的襄阳之战结束。

襄阳之战以后，南宋的国防形势急转直下，两淮、京湖、川陕三大战区被一分为二，从此支离破碎，再也无法首尾相顾。而元军经此一战，无论是水战能力还是攻城能力都得到了巨大提升，补齐了两方面的短板。如此一来，南宋便加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