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千古冤案

伍子胥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人为什么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中国的历史上，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难得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

兔死狗烹

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一篇“出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败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成功，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

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商鞅变法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喜欢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