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2：“害死戴公公”的洪竹，绝不是范闲的人，或是这三人

戴公公的陨落，其命运转折点与洪竹的“关键话语”紧密相连。若非洪竹在紧要关头发表了一系列看似中肯实则影响深远的意见，戴公公或许能避免与范闲的那次致命会面。尽管戴公公背后依仗的皇妃势力众所周知，足以令他在范闲面前保持安全距离，但最终他不仅亲自赴约，还慷慨解囊，赠予范闲三千两白银，此举竟为其后的灾祸埋下伏笔。正是这三千两银钱，成为了都察院御史首领弹劾他的导火索。

检蔬司长久以来在京中的胡作非为，御史群体心知肚明，却因忌惮其皇妃背景，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范闲的出现打破了平衡，御史们顺势而为，借机发难，意图将矛头指向范闲，以此规避皇妃可能的报复，实现自我脱身。

洪竹的“阳谋”与范闲的布局不谋而合。在陈萍萍的安排下，范闲接管一处并获得言冰云的支持，旨在构建个人势力网络。金老的悲剧促使范闲决心扳倒检蔬司，作为增强实力、扩大影响力的突破口，尤其在面对二皇子和长公主的困境时，更凸显了这一策略的迫切性。

范闲巧妙部署，以“鱼不溅血”的方式，派遣邓子越带领一处人员查封检蔬司，这一行动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一处主簿发起，对戴公公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轻蔑。戴公公惯于仰仗二皇子母妃的权势颐指气使，自然不屑一顾，但他选择削减各宫嫔妃的蔬果供应，却保留了庆帝的份额，以此彰显检蔬司的地位并反向施压，其背后的考量则更为微妙。

首先，戴公公深知自身作为淑妃阵营的一员，即便行事略有出格，二皇子的强势地位亦能为其提供庇护。官员尚且对他礼让三分，区区主簿自然不在话下。

其次，通过控制后宫嫔妃的日常所需，戴公公意图借助她们的影响力间接向庆帝传达自己的“苦衷”，利用长期以来与嫔妃们培养的良好关系作为资本，这些关系网的维护显然离不开其频繁的贪腐行为。

至于庆帝，戴公公深知其智谋深沉，不可轻易糊弄，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庆帝的特殊待遇，以示忠诚，同时利用嫔妃的枕边风策略，达到既展现自己对庆帝的绝对服从，又在检蔬司危机中自保的目的，此乃戴公公精心策划的双保险策略。

正当戴公公意图漠然离去之际，洪竹适时登场，向戴公公进言道：“我等检蔬司所依仗者，淑妃娘娘之威也。二殿下既已驾临，公公一露尊容，方显尊敬，以免殿下心生不悦。”此言入耳，戴公公寻思有理，遂决定一探究竟，未料此行竟成其命运之转折点，步入深渊。

戴公公初时不欲相见，乃至闻二皇子驾临仍置若罔闻，盖因深知二殿下性喜旁观，自身行止对其无碍，加之身为淑妃亲信，二殿下自不会使其难堪。然洪竹之言，公开且言之凿凿，若不前往致意，难免落下轻视二殿之嫌。此番言辞，实则迫使戴公公无法回避，乃一阳谋也。

洪竹身份之谜引人遐想。戴公公初遇洪竹，以为新晋小辈，孰料洪竹言己在京数载。其人聪慧、机敏、善言辞，何以默默无闻？显然，非不愿言，乃待时而发，实为他人棋子，潜伏戴公公身旁，以待关键时刻之用。

论及洪竹所属，范闲显然非其幕后之人。范闲初至京，旨在查明图己者，后欲归乡侍祖，然因庆帝、陈萍萍、二皇子等人纷扰，被迫卷入权力漩涡，乃至远赴北齐，终返亦未得片刻安宁。范闲本无意京城权斗，身边除陈萍萍所赐王启年外，未尝有意培植心腹，故洪竹非范闲之人。

那么，洪竹背后何人？太子、庆帝、陈萍萍三人嫌疑最大。

太子而言，深知淑妃虽表面淡泊，实则为二皇子坚强后盾，其于朝野声望日隆，威胁太子之位。太子岂能不防？范闲联手欲扳倒二皇子，太子自当助力，洪竹之隐忍适时而动，恰与此相符。

陈萍萍视范闲如主，对其关切备至。面对二皇子对范闲的算计，陈萍萍不可能坐视不理。监察司为其一手掌控，遍布眼线，于各处布子合理。范闲与二皇子对峙，陈萍萍必早做布局，洪竹适时出现，似为其安排。

庆帝对庆国之掌控力超凡，陈萍萍亦在其之下。昔年叶轻眉之事，庆帝便能瞒天过海，其权柄之重，可见一斑。对范闲查二皇子之举，庆帝默许并暗中支持，派老高相随即为例证。洪竹助力范闲，或为庆帝之意。

至于洪竹，不甘与戴公公同流合污，长年目睹其劣行，内心愤慨，仅凭邓子越之例自保。范闲之出现，给予其转机。深知戴公公金钱开路之习性，洪竹料定范闲反感此道，故巧妙布局，使戴公公自投罗网。为避嫌，洪竹更以“守家待命求助淑妃”为由，独自留守，全身而退。

洪竹临危不惧，细致入微，智勇兼备，末了更以送鞋之举，为戴公公留颜，足见其手腕高明。此人，极有可能接替戴公公，成为检蔬司新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