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他执政下的峰回路转

宋哲宗二十五岁时，便已命在旦夕，不能说话了。哲宗去世之后，并没有儿子，继立储君就成了大事

神宗共有十四子，向太后声称哲宗属意端王赵佶，最终在曾布等朝臣的帮助下，端王赵佶即位，称宋徽宗

宋徽宗以庶子的身份入承大统，尽管已经十八岁，还是请向太后垂帘听政。然向太后对权力不感兴趣，听政半年，就将权力还给宋徽宗了

绍圣绍述，使北宋政治一片混乱，新旧党争从未停歇。宋徽宗初登大统，很是注重广开言路，听纳直言，大有明君之像

元符三年岁末，宋徽宗明确表示：元祐、邵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

宋代的年号，往往能反映出在为皇帝的施政意向，建中便表示在元祐、邵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强调安定团结，乃是当前大事

章惇因反对徽宗即位，在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宋徽宗以此为由将其罢相，并且不久就任命名相韩琦之子韩忠彦为相

倘若真能按照这个政治形势发展下去，那北宋末年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啊，宋徽宗很快就改变了初衷

向太后执政半年，旧党一派逐渐复苏，然而向太后还政，他们瞬间便失去了靠山，旧党之中，缺少杰出的领袖

左相韩忠彦虽是旧党，但其处理政事魄力不够，权术上又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反而事事被掣肘

而新党之中，不乏曾布这样的领袖，虽然在向太后执政期间，一批新党被贬出朝廷，然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然盘根接错

曾布在皇位继承上支持徽宗，自然受到徽宗的青睐，而且持身中立，在建中时期，能为两派所容

然而曾布本质上就是新党领袖，利用自己的相位以及徽宗的喜爱，慢慢地将绍圣之说，送到了宋徽宗的脑海里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更是挑唆徽宗说道：“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

邓洵武用父子之情，挑起了宋徽宗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便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崇熙宁新法

此时韩忠彦已在曾布和蔡京的联合下，被迫罢相。而蔡京和曾布素有旧怨，再次站稳脚跟后，他便向曾布出手，取而代之

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再次任相，继续启用新法，然而到此时，所谓的新法，已经与熙宁新法毫无干系，不过是蔡京打着新法的旗号，剥削百姓而已

而新旧党派之争，早已变成了蔡京打击政敌的手段，七月蔡京便颁诏指斥元祐大臣，九月，更是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

而其中的标准，哪还有什么新旧之分，不过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只要与蔡京意见但又不同，便被列为邪等

对此，宋徽宗竟也是持支持态度，数日以后便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共一百二十人，全部不得任命在京

宋徽宗和蔡京两人，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罢黜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宋徽宗更是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看管;二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

崇宁二年四月，宋徽宗更是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东坡的《东坡集》便在禁毁之列

除了三苏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等人外，范祖禹、范镇等人的学术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这一场所谓的崇宁，对于宋朝的打击更是深远，蔡京更是利用职位之便，排除异己，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

只要是和蔡京意见稍有不符，无论贤能与否，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就列入元祐旧党之中，就连亲属也要跟着倒霉

在蔡京的手里，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早就被他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结党营私，迫害政敌

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整个北宋的朝政可谓是水深火热，直到崇宁五年正月，彗星当空

在古人看来，天有异象，必是上天示警，宋徽宗有些惶恐，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是否有何缺失

刘逵等执政才上书，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这之后，又是量移，又是减刑，又是叙用，又是坠复

然而朝廷只是以恩赐者出现，并没有认错道歉之举，但始终是结束了蔡京这一场党同伐异的政治迫害

如此戏剧般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更不是宋徽宗的迷途知返，不过也是不满蔡京的刚愎自用，才使迫害有所松动

宋徽宗此举，虽然不出自本心，对于当时的元祐党人甚至于说是被蔡京迫害的政敌们来说，也算是“圣裁”了

只是宋徽宗对于元祐党人的态度，却还是反复无常的，大观二年三月，他又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待，但情节轻微者，可以不定罪

总之，在宋徽宗眼里，之前他并没有完全搞错，现在自然也不想彻底平反。亲政之后，在蔡京等小人的唆使下，背离初心，以致国势更加倾颓，金人铁蹄之下，不复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