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本文转自：新华日报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 98岁苏州老人守护百年旧书店

江澄波在“文学山房”旧书店查看一本收藏的古书。

文学山房。

江澄波在整理线装书籍。 (新华社发)

□ 刘仝保

在苏州，有一位叫江澄波的老爷子很火。98岁高龄的他，经营着祖上留下的老字号古旧书店“文学山房”， 至今已到了第124个年头。在如今的流量时代，这位老爷子既不玩“跨界”，也不开“网店”，为啥能把一家旧书店开得那么火？我由衷地想开开眼界，亲眼见识一下这位“逆行”的老先生和旧书店的传奇风采。

群贤云集，记忆里的文学山房

来到狭长的苏州钮家巷顶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派典雅的苏州状元博物馆，这里在清代曾是苏州状元潘世恩大学士的故居，从里面走马观花与各路“状元”打了个照面，急匆匆出来，结果没走出百米就是文学山房旧书店。因为店面小，朴实无华，两旁又紧挨着小杂货铺，还差点晃过去。

一棵高大的玉兰树的树冠笼罩着书店的房顶，叶子下面半遮半漏着几个黄色块的字，从右往左念起来为“文学山房旧书店”。隔着玻璃往里看，门口左角落里端坐着一位身着衬衣挽着袖口的老者。他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静静地朝外注视着。身后是一架摆满线装书的书柜，书多已发黄。

推门进去，老先生用苏式普通话说了两个字“你好”，我冲他微笑点头，回了句“您好，江老”。这时店内并无顾客，最里面坐着一位长者，正趴在桌子上滑动手机，后来才知道这是江澄波的小儿子江益林，是专职陪父亲“值班”的，两人正好坐成一对角。“他守着书，我守着他，年龄大了，98了。”江益林说。

在书店内环视了一圈，三面墙的书架上都是旧书。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子中央还摆着一张桌子，上面同样码着旧书，书上面还是书，书桌与书架间最窄处仅能通过一人。

交谈中，江澄波突然提高了嗓门对我说，“你提到的孙殿起，我是见过他的。”话匣子从这里打开。

孙殿起是清末民初以来古旧书界的奇才，1949年后他被王冶秋先生（新中国文博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赞誉为“琉璃厂圣人”。孙殿起一生接触的古籍约有二三万种数百万卷，经他抢救流传下来的古书不计其数。他更大的贡献就是开启了书商著书的风气，一改之前单纯由文人雅记的历史，让写古旧书行的书多了些烟火气，如《贩书偶记》和《琉璃厂小志》等。

“在北方的老一辈书商中，我最敬佩的是琉璃厂通学斋的孙殿起先生，他在苏州访书时曾来过文学山房，我那时也就十来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到我们店里来，看到一本好书，就从衣袋里掏出小纸片把这书的版本信息抄录下来，好像他不怎么买贵书。”江澄波说，孙殿起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自己的好奇，但在当时非常不解，直到后来看到《贩书偶记》出版才恍然大悟。

孙殿起在长达50年的古旧书经营中，不仅在北京的同业中能够想方设法挖掘和调剂书源，还经常亲自南下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大量收购古籍文献，将所见所得记录成册，《贩书偶记》中就有苏州文学山房的踪影。

同样是贩书出身的江澄波，比孙殿起要幸运得多。孙殿起是“落难逃荒”跑到琉璃厂混营生接触到古书买卖。而访书、鉴书、贩书，对于江澄波而言却属于令人羡慕的“家学”。

1926年江澄波出生时，文学山房已经在其祖父手里经营了27年。1899年，祖父江杏溪在苏州护龙街（现人民路）嘉余坊口创建“文学山房”，贩售古籍。其实，江氏书业应该是始于江澄波的曾祖江椿山，原籍为浙江湖州的他在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逃到苏州，年方弱冠的江椿山便在苏州阊门扫叶山房书店谋生做起了伙计。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扫叶山房是继汲古阁之后，明清时期颇有影响力的刻书机构，主人为洞庭山望族席氏，藏书、刻书、贩书一条龙。学到不少本事的江椿山至此在苏州娶妻生子立业，1894年将13岁的儿子江杏溪送到浙江嘉兴孩儿桥旧书铺做学徒，几年后熟悉了寻访古书的业务，掌握了鉴定与修复技能。1899年江杏溪在返回苏州奔丧（江椿山病故）时，决定留在苏州照顾母亲，并产生了自立门户创建书店的念想，不久“文学山房”书店开张营业，此时的苏州正处于古旧书店业的辉煌期，很快文学山房在江南声名鹊起。

在江澄波的记忆中，苏州护龙街上的旧书肆鳞次栉比，声名最著。“我记事时文学山房已经从小书肆发展到‘古书盈架名人满门’的地步。鼎盛时，店里悬挂过清代翰林曹福元题写的匾额。”江澄波回忆。

从卖书到修书，旧书传递家风

到了江澄波的父亲江静澜这一代，文学山房不仅买卖书，且能刻版、发行，曾经出版过的活字版丛书《江氏聚珍版丛本》（又名《文学山房丛书》）一直以来都是藏家朝思暮想之卷。丛书共印四集二十八种一六八卷。其中，《思适斋集》《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别下斋书画录》《持静斋藏书记要》《铁函斋书跋》《雕菰楼集》《知圣道斋读书跋》等多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力作。店内不仅好书善本众多，南北名家也是闻讯皆来觅宝，如张元济、孙毓修、叶景葵、朱希祖、顾颉刚、谢国祯、郑振铎、阿英等，还有吴门名流，如李根源、张一麐、陈石遗、邓邦述、金天翮、吴梅等，他们不但选书，还经常在一起交流探讨学术。还有，像黄丕烈、潘祖荫、毛晋、叶昌炽、冯桂芬、管礼耕、谢家福、沈秉成、单镇、刘之泗等名家的诸多珍本也都曾在文学山房过手过。

这就是江澄波从小的生长环境。耳濡目染中，江澄波自然对古籍旧书产生了兴趣，在随着祖父、父亲外出访书中，这种兴趣变得愈发浓厚。同时，他慢慢学会了修补古书技术和鉴定古籍版本。“十几岁就能背诵《四库全书》的版本目录。小的时候，见过像章太炎、叶圣陶、郑振铎等文化名人来书店买书。”听江澄波说到这儿，我听着都有些兴奋。

除了贩书、刻书，让江澄波更引以自豪的是自己能修书、著书，这也是文学山房的特色。

修书之前是“救书”，这是很多版本目录学家共有的功能之一。

早年间，江澄波从废纸堆中抢救了大量古籍。赶上公私合营后，江氏的文学山房并入苏州古旧书店，江澄波作为店员继续留在文学山房门市部工作，更是经常到扬州、泰州、高邮、兴化、如皋等地访书。每遇到好书，总是第一时间通知公家，希望把这些书留在公共文化单位保存。如今珍藏在图书馆的一些珍贵善本，许多与他有着很深的渊源。

宋版书因其久远性、稀缺性、考究性而价值连城。江澄波对于自己最早收到宋本的情形历历在目。“当时是在苏州护龙街上一家鱼竿店里，有一本《东莱吕太史文集》，是宋嘉泰四年（1204年）刊本，是一大户人家因为急用钱放在这里寄卖的，买下后很快就转让给苏州文管会。”江澄波说，目前此书存在苏州博物馆，填补了该馆宋版书空白。

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期间，南京图书馆找到江澄波想寻购过云楼的宋版藏书，因顾家过云楼藏书分家后由上海、苏州多处后人保存，其中一部分在苏州顾笃璜兄弟手里，江澄波找到顾笃璜兄弟，但对方并未立即答应，后又委托阿英的女儿钱璎女士带话转述意见。没过多久，顾笃璜就通知江澄波去取书，随后另一分支的上海顾家也一并将书转给南京图书馆，包括宋版《字苑类编》《乖厓先生语录》《龙川志略》《龙川别志》等。类似的事情在江澄波的“爱书”生涯中还有很多。比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明代遗民归庄（1613—1673年）手写诗稿《庚辰诗卷》也是上世纪50年代末，江澄波从苏州洞庭西山废品回收站中抢救出来的。

二次创业，为古籍“挂起一盏灯”

退休后，出于对祖铺的不舍，出于对古书的钟爱，江澄波总想着能够恢复“老字号”。2001年，他在75岁的时候如愿以偿重开了文学山房，继续访书、购书、修书，甚至还著起书来，用句时髦的话说这算是“二次创业”。

深厚的家学与实务经验让江澄波练就了一身真本领，他对历代古刻及名人抄校善本书具有较高的鉴定能力，也积累了许多古籍版本知识，在孙殿起的启示下，他在贩书之余，也搜遗集秘，考订核正，陆续出版了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如《江苏活字印书》《古刻名抄经眼录》《吴门贩书丛谈》（上下集）。其中《古刻名抄经眼录》一书主要记载了江澄波几十年从叶氏缘督庐、管氏操养斋、赵氏旧山楼、沈氏师米斋、丁氏淑照堂、顾氏过云楼等藏家所得书中的片段摘记，包括每本书的题识、书林掌故，并对藏印加以注释。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以宋元明清所刊中少见的或有特色的为主，以名家钞本、名人稿本及批校本为副，共收了三百篇，还注明确知现在存于何处，以便学者寻访。每篇后还略介绍该古籍的访求、收归始末，基本呈现苏州一带的旧书往来脉络，俨如苏州版的《贩书偶记》。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江澄波就开始参与了书的编著。1953年，20多岁的江澄波和父亲江静澜合辑了《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初编》，被顾颉刚誉为“实用价值极高”，并亲自作序。书的限量本出版后，大都入藏各家图书馆。

除了著书，江澄波还分别在1983年、1992年两次赴京为全国古旧书发行业务学习班授课，主讲“怎样鉴别古籍版本”。江澄波说，为学员授课时的讲义都是根据历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现编，油印。“我在书店当学徒时，祖父和父亲形成过文字性的东西来教我版本知识，父亲给我一部书目，自己背诵。至于鉴定的本领，都是在实践中多看多问多说，常常是到藏书家家中‘现场教学’。”由于一口浓重的吴语多少会让学员们听不懂，江澄波就边讲边在黑板上进行板书。

访问当天，江澄波在他的新著《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的扉页上用笔盲写：“刘仝保先生指正九十八老人江澄波”，写好后递给儿子帮他盖上一枚印章，这枚印章是现代吴门刻竹和吴门篆刻名家周玉菁70多年前所刻。交谈中得知老先生患上了严重眼疾，这本书竟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了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完成。

鲐背之年忆起弱冠之年的人和事，江澄波真是娓娓道来，仿佛昨日。当天他跟笔者所叙之事，也都写进了书里，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细节，毫厘不差。江益林说，父亲从不记日记，也不写回忆录，但记忆力超强，写的时候从不打草稿，皆从脑子里往外翻，对于书的作者、成书年月、刊刻时间和大致内容等相关信息，如数家珍，逻辑十分清晰。

江澄波接茬儿说：“这本口述史中，有一部分文字是我写下来的。有的内容，我怕我记不准确，就请子女和书友同道一起找资料；我眼睛看不清了，写出的字歪歪扭扭，写不了，我就讲……”除了视力大不如前外，江澄波与人交流毫无障碍。遗憾的是不能外出访书了，但别人遇到些“疑难杂症”会登门造访，他就帮着鉴定做修补。

在签名时，我坐在江澄波身边的椅子上，也是想离得古籍近一些。我屏住呼吸，轻轻打开一册古书，上上手，也饱个眼福。一套套由靛青色纸板函套保护着的或生于明清或诞于民初的线装书，裸露着的书首和书根处已呈黄褐色，散发出的墨香让屋子更显雅致。这些都是江澄波经手收上来的古籍，在逐一进行整理、修补后编号上架，书均并无标价，价格应该都藏在江澄波心中。因为之前听郭纪森先生讲过，古旧书店在内部都有“行话”和“暗语”，所售旧书无明码标价，均以不同的吉祥字作为约定的数字暗指价钱。文学山房里的古书尽管没有标注着这些暗语，但那几位阿拉伯数字的编号背后应该就是售价。

翻看《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老先生在自序中写道：“书是我营生所靠，也是我终生所好。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载书、送书的书船，我离不开书，就像船离不开水。”的确，他真的离不开书，自重开文学山房以来，江澄波每天坚持上午九点准时坐到店里，下午四点半才离开。“一年365天，他只休息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江益林说，父亲不抽烟不喝酒，白天坚持走路上班，晚上看《新闻联播》。“我每天过得很充实，避免得老年痴呆。从新闻上看到总书记给八位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肯定古籍保护工作，我也备受鼓舞。”江澄波又补充道。

和常人一样，江澄波也有忧虑，那就是“旧书业后继乏人”。其实这一点不仅仅在苏州，甚至是整个古旧书圈的痛点。

“（古旧书行）有很高的专业门槛，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下苦功，要耐得住寂寞和诱惑，这样的苦差事在今天没有哪个年轻人愿意死心塌地地做。再说，现在古籍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难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说到这些，江澄波有些激动。谈到网络平台古籍交易，他说这需要自个儿心中有数，看不到书等于“隔山买牛”。而对于儿女是否会接班这个话题，他意味深长地用了一句歇后语：“六十岁学打拳”。江益林说，父亲身体好着，书店自然会开下去，一旦身体稍差些，书店也只好关掉，他也尊重儿孙们的选择。

在网络快速发展的“读屏时代”，江澄波用自己的信仰与情怀守候着旧书店，留住一片静谧与光阴。临别前，老先生用一句很经典的话道出了开书店的意义：“书店好比咱们城市的眉毛，对于一个人而言，眉毛看似并不重要，但缺了它，五官再精彩看着也别扭。”老先生讲完，笔者突然想起诗人郑愁予的那句名诗：“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