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没有完美模式，当务之急是什么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新型博士：如何构建更好的研究生教育》，[美]莱纳德·卡苏托、罗伯特·韦斯巴赫著，樊智强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定价：128元

■姚强

一

记得大约在10年前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作为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第一次与一些从事研究生教育的前辈交流。提到博士生教育是否就是培养教授的问题时，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陈皓明明确表示这不对，博士生教育不仅应该为学科本身服务，还要为更广的需求服务。

如今，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工作近9年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未停，也推动和参与了不少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但一直没有系统化。

不久前，收到了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樊智强翻译的《新型博士：如何构建更好的研究生教育》赠书，关于博士生教育的很多问题，在书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读这样一本书，引起了我的很多回忆和思考。

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教授、《高等教育纪事报》“研究生”专栏的撰稿人莱纳德·卡苏托，另一位是美国德鲁大学第11任校长、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伯特·韦斯巴赫。他们长期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出版过几本专著，国内也有译介。

本书原著于2021年1月出版，当年就荣获了《福布斯》杂志2021年最佳高等教育著作奖之一。这本书对近年来美国各界，主要是各所大学近25年进行的博士生教育改革等多个项目的得与失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总体上讲这些改革绝大部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二

改革的第一要项是解决培养的目标与定位问题，就是要有更多元的目标，但这一改革到今天仍然没有形成共识。不过，各所学校的探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关键是各相关方有着不同的逻辑和想法，教授、行政人员、雇主和学生的互动与交流是关键。

第二项改革是培养模式，包括在职业选择多样性之后的教育，需要从原来单一的研究能力的培养和以研究成果为载体，到多元的综合能力的提升、参加实习的必要性和未来职业挑战的践行与准备等。

专业博士学位的出现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方案，但学术型博士也需要进行多元化培养。

第三项改革是招生与分流退出机制。首先是规模问题。这一问题在美国和中国呈现不同的趋势。美国的难点在于培养成本高而致使规模不增甚至减小，而中国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规模在一段时间以来维持了比较高速的扩大，2023年的招生规模已经突破了15万人。

其次是分流退出仍然还在尝试之中。近期国内一些学校的博士生退学成了大新闻，其实这在美国是常态。中美大学碰到的问题可能一样，但原因有很大区别，扩大规模可能是未来博士生培养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四项改革的难点是超长学制。美国的博士生不仅分流、辍学率高，而且学制弹性，可以不断延长。在中国，一名学生从本科毕业到获得博士学位，普遍需要5至8年。

本世纪初，国内部分高校想通过改革缩短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从原来的3年制改为2年制，但现在基本上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都回到3年，主要原因还是研究生培养的定位问题。2024年4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是否有利于学制的控制，还有待观察。

时间的保障是关键，我们对于博士生毕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有培养质量方面的原因，如导师的投入、科研环境等，并且对博士生的学术成果产出要求成为各所学校学术排名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学制延长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学生资助体系不完善，很多学生无法安心在几年之内潜心于学术研究。这一点应该向美国学习。在学生入学的时候就需要确定资助方式，确保博士生有足够的资源保障。目前，很多学校主要依靠导师的科研来支撑，学生不得不做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性科研工作获得保障，在时间保障和科研训练上都出现了问题。

第五是针对课程体系的设计和相关环节的要求。我们现在的体系是欧美的混合体系，美国在课程方面比较注重体系化，而欧洲主要通过设置培养环节和参与研究让学生获得相关的能力和知识。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混合以上两种体系，在对课程有一定要求的同时，设置了相当多的环节，包括资格考试、开题、年度检查、中期检查、预答辩、专家评审、答辩及分委员会审查等环节，而每个环节的分工和要解决的问题不明确，使得各个环节显得重复。典型的例子像是到了最后一关还在审选题是否正确、论文的格式是否存在问题等。

第六是关于导师和学生关系。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是师徒制。有一个典型的说法是，导师是第一责任人，从逻辑上讲，这有利于根据学生的差异提供个性化指导。不幸的是，导师一般在自己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指导学生，特别是碰到个性差异时常常犯经验主义错误，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来指导学生。

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要处理好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遴选合格的导师并加强导师的培训就成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的导师队伍与学生的规模相比，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这个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美国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当下部分学校实行的多导师或导师组的制度是不错的选择，但如何协调不同导师之间的作用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认为，导师仍然是各所学校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核心，还可以增加一个方案，即发挥各个委员会的作用，很多环节由委员会进行把关与判断。发挥学校和院系的群体作用，我国也许可以走出一条新路。

第七，博士生是否应该参与教学活动。由于相当比例的博士生将来会进入学术岗位，即使不进入学术岗位，参与教学活动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点我高度认同，有些导师和学校担心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学术产出，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以我的观察，从事一定的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我指导的学生中，是否参加过相关工作对他们此后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都有影响，且这一影响是正面的，如他们在时间管理、合作精神、领导力等方面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第八，对于博士生是否应该进入公共学术领域这一问题，在我国好像没有成为困扰，因为很多学生进入公共的学术领域，还有不少进入公共的非学术领域。虽然与本书描述的公共学术有一定区别，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这无论在人文、社科还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都是需要的。

本书得出的结论是“真抓实干见成效”，这一很中国化的口号出现在这样一本译著中让我有些意外。其实研究生教育没有完美的模式，当务之急就是改革，在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实施培养模式、培养机制改革的同时，要引入外部评估和社会评估体系，并有效地推进。

如此说来，新型博士的培养就会成为主流。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规模超常发展并进入了快车道，国家对此寄予厚望。也许在新型博士的培养方面，我们能闯出一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道路。

本书成书之时，正是新冠时期，短短几年时间社会改变了很多，教育亦是。这些改变是在无奈之下不得已之举，但这其中的道理和收获如果认真总结，也许会深深改变我们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值得期待。

本书的内容不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但其方法和思考的逻辑十分值得借鉴。十分感谢樊智强的努力，将这样一本专著快速介绍给国内学界，相信每一个从事研究生培养的管理者和导师甚至博士生都会有所启发。

（作者系新疆大学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