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阿的东汉平原相史弼

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史弼画像 □宫玉河

史弼,字公谦,陈留郡考城人,东汉官员,少年好学,节操高尚。后出任州郡,征辟公府,累迁北军中侯、尚书、平原相、河东太守。

清代光绪年间的《山东济南府平原县乡土志辑稿·名宦》记载:“史弼,字公谦,陈留考城人。桓帝时,出为平原相。会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多至数百,弼独无所上。诏书迫切从事,坐传责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遂举奏弼。会党禁解,弼以俸赎罪得免,济活者千余人。”

考城,东汉汉章帝时称甾县置,属陈留郡,治所在今天河南民权县东北。当时,青州统辖六郡国,治所在现在的淄博市临淄区,六郡国分别为济南郡、平原郡、乐安国、齐国、北海国、东莱郡。

汉桓帝下诏“下举钩党”,青州的六个郡国有五个都上报了,唯独平原郡的平原相史弼抗旨不办。即便在皇帝派钦差面对面问责时,史弼依然用“水土异”“风俗不同”来解释。史弼还说,“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也就是说,“如果顺着钦差的意思,那么平原郡的人,人人都是‘钩党’,包括我在内。”

钦差眼看史弼“顽冥不化”,即举报治罪。恰在此时党禁解除,侥幸逃过一劫的史弼得以用俸禄赎罪,免于一死。

“党锢”亦作“党固”,汉桓帝时,宦官专权,士大夫李膺、陈蕃等联合太学生郭泰、贾彪等,猛烈抨击宦官。这些宦官诬告他们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李膺等二百余人遭捕。李膺等人后来虽被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到汉灵帝时,李膺等被重新起用,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事败,李膺等百余人被杀,并被陆续处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此事记录在《后汉书·党锢传》里。

在这一背景下,东汉永康元年,朝廷颁行诏书到各地,命令纠举“钩党”,即与李膺等“党人”有牵连交往者。

即便皇帝几次下诏平原郡所在的州郡,髡笞(断发、用笞极责打)办案的掾史属吏,派使臣专程到平原问责,史弼却坚持说不能顺承上司、诬陷良善。使臣大怒,当即收捕该郡的副职官吏,向朝廷劾奏史弼办案不力。

汉桓帝、汉灵帝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灭亡。

抗旨处理“钩党”,保护无辜属下,史弼不是一次偶然表现。其实,史料还记载了其不畏权贵的另外一面。

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平日肆无忌惮、骄奢淫逸、不守规矩。史弼怕他为乱并连累皇帝,就冒死给汉桓帝上书,极力劝解汉桓帝约束弟弟的行为,以免酿成大错。汉桓帝因念及骨肉至亲,不忍查办,后来刘悝竟犯逆谋获罪,贬为鞼陶王,这也应验了史弼的先见和胆识。

史弼升任河东太守后(河东郡,秦朝初期置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奉诏举孝廉,中常侍侯览派人送信说情,并且要求借盐税,多日不被接待。送信的人说有别的事情谒见史弼,借机把侯览的信送给史弼。

史弼看到信后,愤怒地说:“太守身当重任,当选士报国,你是什么人,这样欺诈无体统!”命令侍从把侯览带出去,打了几百大板。侯览大为怨恨,假造诏书,诬蔑史弼诽谤朝廷,命人用囚车将史弼送入狱。

得悉这个消息后,那些曾受到史弼保护的平原郡官员奔走相告,向朝廷申诉。前孝廉魏勋打扮成家僮,看护史弼,还有人把房产卖了,向侯览行贿疏通,才使得史弼得以减罪。

等到史弼归里后,即托病闭门不出。他多次被公卿推荐,议郎何休也称赞史弼有治国才能,当任宰相之职,皇帝这才将其征召任为议郎。东汉光和年间,史弼被任命为彭城相(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因病卒未能上任。

在平原郡治所的德州市平原县,早年建有史弼纪念祠,明万历年间的《平原县志·艺文志》记载了周汝观的诗《谒史公弼祠》:“忆自桐江理钓纶,东京气节并嶙峋。群豪新庆龙门御,常侍高吹虎穴尘。纾患千年传盛事,株连五郡更何人?萍踪俯仰怀先哲,桂醑秋风一怅神。”周汝观是浙江鄞县人,明朝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任平原知县,后升南京刑部主事。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晔评价史弼时说:“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贷。”蔑视权贵、包容小民、不畏强权、同情弱者,所以后人记住了史弼。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德州市党史方志专家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