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前期府兵与兵器的关系

前言

唐代前期，府兵从市场购得横刀、弓箭，交由军库统一管理。轮到宿卫的时候，府兵们拿着第一次交兵器的单据，从军部武库中领刀、弓箭，自己带了过来。服役期间，军队有关部门严格管理兵十兵器，即“私兵器”，根据任务的不同，定期领取武库中的“禁兵器”。与此同时，“人”与“器”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反复变化的“合一”与“分离”，这是该时期兵器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本文通过对敦煌吐鲁番兵书的考察，对唐代前期府兵制度下兵士与兵器的关系进行了浅析。

“私兵器”、“禁兵器”与府兵的关系

与贾志刚先生所提出的“释器而安”原则相比，唐代前期府兵日常生活中与兵器的关系比较，笔者倾向于采用“人器分离”、“人器合一”的观点。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度。《新唐书·兵制》中记有乡兵应自备的各种军需装备说：

“人具弓一、箭三十支、胡禄、横刀、砺石、大、毡帽、毡帽、米二斗、米二斗，自备军械，藏于库中。有征召之物，则视其人而赐之。他们的守卫，只有弓箭和大刀。”

所有的武器装备都要上交到各自军府的武库中，在征战或者战斗中才会发放。

《唐律疏议》卷十六卷，《擅兴》中，“私人禁兵器，如甲胄、弓弩、长矛、长矛、铠甲等，依令而行。”显然，所谓的禁器，指的就是谷霁光先生称之为“重兵器”的强大军队制式武器。同时也说：“不是弓箭，不是刀，不是匕首，不是短矛，这五件都是私家之物。这种武器的威力显然不大，也不是制式武器，可以用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以法律允许民间使用，也就是所谓的“私兵器”。唐代前期，府兵的身份从“兵”到“民”，又从“禁兵器”到“私兵器”。

横刀、弓箭可以合法购得，唐代律法亦有记载。《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中有一句话：“器以绢布短而易卖”，曰：“所有器物和织布，皆以短窄为限。”同条注云：“不牢者，不实者。做横刀和箭镞的柔铁，也是粗制滥造。”可见“横刀与箭镞”作为商品在唐代市场上的合法买卖频繁，交易量巨大，其背后也存在着一种民间手工业，生产和制造“私兵器”。

这就造成了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唐律才把它列为了专门的条文。又如《通典》中记载，魏州人冯敬同告贵乡县尉颜余庆参与博州刺史之争，琅琊王李冲造反武国之事：“博州人余庆，先借粮于贵乡百姓，遣散家眷，以余庆为征，所得之钱，自购弓箭。”可见弓箭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

前线勤务条件下府兵与兵器的关系

唐朝前期，日比野丈夫，滨口重国，等日本学者，张国刚等国内学者，都曾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如菊池英夫所说，唐代军队的任务有三：一是征兵，二是守卫，三是城门。包括驻军、守卫、守卫等等。

他还将府兵的基本任务分为三部分，一是驻军，二是地方镇守，三是前线。滨口重国指出，府兵制度是一体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中央宿卫，一是边境守卫，三是地方守卫。从府兵制到新兵制的转变。这三种功能，分别被禁军、军镇、团结军取代。根据上述研究，孟宪实先生指出：“府兵制度，既有京师守卫，也有地方守卫之意，凡兵部之兵，轮换守卫，都可以称为番上。”

熊伟先生进一步提出，征兵、防丁、强骑分别是边地征兵、地方镇戍和中央驻军的功能，而健儿和团结兵则是侵吞边地镇防功能和地方镇戍功能的转换，直至北衙禁军兴起，府兵失去了军事核心地位。京师中，兵卒和兵器之间的关系在史书上比较常见，已经有学者研究过了。在地方镇守和前线勤务中，府兵与军械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史料匮乏，很难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恢复。

王永兴先生认为一般州府是不可能藏有这么多甲胄的，再联想到《元和郡县图志》上记载，陇右道之下的沙州是中都督府，又是军州，所以这份账簿上记载的，正是沙州都督府武器库中的甲胄兵器，这份账簿上记载的，就是边境军镇中武库中兵器的管理情况。虽然是在唐玄宗开元后期，兵制瓦解，边防军以征兵为主，但正如张国刚先生所说，征兵名义上是征兵，实际上却是征兵，属于兵种之外的兵种。

孙继民先生还指出，征兵可以分为临时征兵和定期镇戍征兵，后者是由征兵演变而来，且兵募数量不断增加，管理制度化。如此，该文书及其相关出土文书内容。可以用来研究唐代征兵制度和军队职业化之前的戍边士兵。这些兵器在会计历中的具体分类及用途。李锦绣先生对此亦作了详尽的研究。不过，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兵器都是“禁兵器”，并没有府兵们从军中武库中带出来的横刀和弓箭。

很显然，府兵们带着刀剑和弓箭到了京城，就会被分配到“禁兵器”，充当护卫和仪仗队，任务结束后再交还。至于横刀，那就得“常带”了。因此，笔者认为，基本情况如下：执行前线勤务任务，驻守边境前线的士兵，应像宿卫京师士兵一样，每日自行佩带横刀、弓箭，“器”和“人”是不分的；至于甲胄、弓弩、长矛等“禁兵器”，则需要在军镇武库中执行巡逻、岗哨等特殊任务，完成任务后，要纳还武库中的“人”和“器”。

结语

综合以上种种因素，笔者认为，“禁兵器”、“私兵器”这两个词，在各种著作中都是适用的。“私兵器”、“禁兵器”与府兵之间的关系，以及府兵服役期间的武器管理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唐代府兵在实际服役期间无法实现“人器分离”，但也不能做到“人器合一”。服役结束后，士兵们交出“禁兵器”，携带“私兵器”返乡，再将“私兵器”交还军部武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器分离”，而“人器分离”，则是军人回归平民身份的标志。

所以笔者认为唐代前期兵士和兵士的关系，实际上应该是“人器合一”和“人器分离”的统一，即“人器分离”和“人器合一”。而“分离”和“合一”关系到军队服役周期。这就是唐代前期的基本军事制度和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