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的锦绣贵州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陆青剑

在作家笔下，贵州的时空之轴呈现怎样的延伸之态？文学里的贵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贵州的山水人文在文字里有怎样的表情？从1413年贵州建省至今，卷帙浩繁的诗文彰显出来的贵州形象，不管是吟诵山水还是赞叹人文风情或是讴歌现实生活，都在宏大叙事或个体故事中彰显社会进步、精神故乡与时代变迁的辉光。

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杜国景认为，贵州形象在文学中的表达，在明清时期、抗战时期和改革开放3个历史阶段可以获得基本的答案。

明清时期：文人雅客的锦绣贵州

长期致力于贵州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杜国景，2017年承担“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中国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综述”之《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为了这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课题，他前后花费了10多年的心血。在他眼里，文学里的贵州清晰而生动，不管是明清时期、抗战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的面貌随着作家的笔触层层剥开，人们得以更清晰地看见一个生动鲜活、迎风而立的贵州。

明清两代的许多诗文，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贵州的面相。最早的贵州形象便来自山水行吟之中，叙事、遣怀、咏物、赠答等尽山水风物之妙的居多。杜国景谈到，《黔行纪略》是贵州的第一部诗选集，不算无名氏及杂歌谣，就有241人2000多首诗。诗作大多吟咏家乡的秀丽山川、民情风物。明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的诗、赋、颂、歌、行、谣、箴278篇作品，有不少是山重水复、道途艰辛。换句话说，这样的表述是文学自身的选择性所决定的。

在若干客居或经过的“作家”阵列中，王阳明、徐霞客、洪亮吉、邹一桂的诗文最有代表性。王阳明不仅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还在贵州留下了百余篇诗文，其在贵州的诗文大致分成山水、田园、纪事、酬答等几大类。其中《瘗旅文》《象祠记》被散文选本《古文观止》收录其中。在困境中的他没有在诗作中流露出厌倦颓废之态，相反还以愉悦的心情记录生活境况、田园风光、山水气候等，且都是触景生情，从一个侧面呈现了贵州的面貌。《清平卫即事》就记录了王阳明途经清平卫（今凯里炉山）时的情形：“积雨山途喜乍晴，晚云浮动水花明。”在修文写的《过天生桥》一诗中，他用“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这样的句子，来表达自己对贵州山河的由衷赞美；在黄平县飞云崖，他写的“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的佳句，一直是古代散文的经典。

徐霞客是描摹贵州较多的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末，他由广西南丹进入贵州，五月上旬离开贵州赴云南，八月再度到兴义等处考察盘江源流。前后两次历时50余天，途经独山、都匀、麻江、福泉、贵定、贵阳、兴义等地，留下一部《黔游日记》，成为后人研究贵州地理、经济、社会的珍贵资料。贵州的名胜古迹、山脉水道、地形地貌、溶洞飞瀑、植被物产、民族风情等，都以游记的形式出现。他到达白水河瀑布（今黄果树瀑布），写下目及所见：“又西二里，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截，盖为对崖所隔也。”到了兴义，他被另一番景致所吸引，赞叹“丛立之峰……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

洪亮吉是清代乾隆年间经学家、文学家，以翰林院编修出任贵州提督学政，历时3年，多次去各府、州考校学子，饱览贵州山川名胜，留下500余首诗作。他的诗歌里有关于白水河、关索岭、乌江等风物的记载，所描绘的山光水色及风物民情，别有一番韵味。

两任贵州提督学政的邹一桂，赋诗赞美贵州的山水田园风光。在《由石阡至思南》这首诗中他写道：“谁辟悬崖作剑门，扪萝穿破白云根。短墙修竹园精舍，流水桃花又一村。”由此感叹不已：“罗甸山容春有脚，夜郎月色净无痕。数声欵乃沧州趣，况复船头送酒樽。”

较为知名的还有跟随担任兴义知府的父亲张锳到安龙的张之洞留下的《半山亭记》，在这篇文章里，兴义府的秀美景色和人们安居乐业的情景跃然呈现，折射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质朴至理。

被誉为“西南巨儒”的郑珍，与莫友芝共同编撰《遵义府志》。在《巢经巢诗》里，收录了他创作的大量关于贵州的诗文，如《偕芷升登相宝山》《初到荔波》等。《初到荔波》真实记述所见景色：“峰峦越尽见平原，蒙石微曛映雨痕。田下江宽思置艇，树中城小望疑村……”

彼时的贵州，在文学作品里清秀、壮丽，自然之态优美至极。彼时的作者以真诚浪漫的情怀，描摹贵州俊俏可爱的模样，在人们的心中产生经久不息的情感涟漪。

抗战时期：万众一心的赤诚贵州

“从1937年开始，贵阳就陆陆续续涌来很多外地人。它们很多是文化人，一下子贵阳这座小城热闹起来了……”1937年底从南京逃难到贵州、从此成为贵阳人的孔繁明老人，回想起当年的贵阳“盛景”，唏嘘不已。

抗战爆发后，大量从东部而来的难民进入大后方贵阳，其中包括许多教师、学生、爱国人士和文化名人。上海大厦大学、私立湘雅医学院、国立浙江大学、杭州私立之江大学、陆军大学、广西师院、唐山工程学院等也纷纷迁入贵州。贵州文学奇葩在这样的背景下灿然绽放。

省外多家报刊也先后内迁贵阳，包括迁到贵州的文化人创办的报刊，一时间贵阳的报刊多达70多种，为发表作品提供了强大的阵地。这个时候的贵州，是同仇敌忾积极抗战的贵州，是海纳百川文艺并肩的贵州。

期间，贵阳地区出现了诸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救国会、狼火文艺社、中国诗艺社、大夏笔会、中国写作协作会大夏分会等之类的社团。这些社团以文艺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发出了高亢的抗战呼声。贵阳本地的文艺性书报刊出版发行也非常活跃，桂林、重庆、成都、昆明、香港等地出版的文艺书刊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杂志》《文学创作》等，也大量在贵州发行，贵州的文艺世相繁花似锦。

在贵阳的众多报刊中，较有影响的文艺刊物有《贵州晨报·每周文艺》《贵州日报·新垒》《大刚报·阵地》《文讯》《西南风》《抗建》《中国诗艺月刊》《七·七半月刊》等。贵州籍作家蹇先艾返乡后先后主编《贵州晨报·每周文艺》和《贵州日报·新垒》，茅盾、巴金、沙汀、艾芜、臧克家、端木蕻良等名家均投以作品予以支持。蹇先艾也重视发表本省文学青年的作品，如采风官（吴纯俭）、荒沙（陈福彬）、东门外（田井卉）、王冶新（王铣才）、李麦宁等人都因常在《贵州日报·新垒》发表作品而成名。

《大刚报》的副刊《阵地》，由诗人方敬主编，郭沫若、老舍、刘白羽、臧克家等人都为该刊写过稿子，影响较大。《文讯》月刊是1942年在贵阳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由谢六逸主编，它除发表学术文章外，也发表文艺作品，主要作者都是名家，如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艾芜、李健吾、冯雪峰、洪深、陈白尘、冯至等。

抗战期间，一些作家或寄居或往来于贵阳。曾一度住在贵阳花溪的巴金，创作了《生与死》《妇与夫》等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憩圆》的大部分，小说《第四病室》也是他以贵阳为素材而写作的。《第四病室·前记》曾在《贵州日报·新垒》上发表。沙汀的《范老师》，卜宁的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艾芜的《月夜》，端木蕻良的《他》《复活》等作品，也先后在贵州的一些报刊上连载发表，引起人们的关注，给贵州文学青年极大影响。

抗战爆发后，蹇先艾一面在大中学校任教，一面积极从事抗日文艺活动。他出版的小说集《幸福》和中篇小说《古城儿女》，发表的中篇小说《破裂》以及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大都是以贵州为背景的抗战题材。谢六逸除在一些大学任教外，还积极参与创办主编文艺刊物，与蹇先艾等人筹组“贵阳文协”，在抗战文艺热潮中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一历史时期的贵州文学界显得异常热闹。不管是名家创作的作品还是普通作者写就的文章，多以抗战为主题，或讲述来自前线的硝烟战事，或表达大后方众志成城的抗战决心，起到了极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人们通过一篇篇文章，了解到在贵阳活跃着一大批以文学为武器积极支持抗战的热血之士，了解到贵州不仅有质朴的城乡风貌、秀丽的山川地理、别样的风土人情，还有顽强不屈的铮铮斗志。这个时期的贵州，是一个血性赤诚的贵州。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就有《旅行》杂志刊发游记。该刊1938年第12卷第9期以黄果树瀑布为封面，向世人展示和推介贵州的山水之美。《旅行杂志》还刊登记述镇宁火牛洞、修文阳明洞、毕节灵峰寺、铜仁梵净山、安顺红岩古刻等风景名胜的多篇游记文章。

新时期：涌潮而起的奋进贵州

“……穿上了解放鞋，这就解放了，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烟尘，早在一天天散开，乡场上也有如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庄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来……”这段文字，是《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刊登的贵州青年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的一个片段。小说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农村经济改革之后的时代风貌和人们的精神变化，《红旗》（今《求是》）杂志对该作品予以转载。

贵州农村随着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出现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巨变，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在全国高端平台，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81年，《乡场上》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文学里的贵州符号清晰、鲜明。1950年代贵州作者胡文学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八庄苗家》，发出表现贵州民族题材文学的先声。他深入农村采访创作的一批苗族地区“吃新节”“芦笙节”等题材的小说，1959年作家出版社将之结集出版。这期间，蹇先艾发表的小说《新芽》、散文《苗岭枯树西凤春》、邢立斌的小说《冰雹》《步步登高》、田兵的诗歌《苗岭春晓》、韦瀚的小说《山寨两朵花》《映山红》等作品，敲击生活的鼓点，弹奏时代的旋律，新时期贵州和贵州人的形象在文学中日渐清晰。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诗集、儿童文学集、歌谣集、戏剧曲艺集等，构成了贵州文学的一个时代概貌。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了解到了一个焕然一新、风情多彩的贵州。在杜国景看来，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贵州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活动进行细致入微的探索和描写，体现时代风貌，“作品里的贵州是真实的，立体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知青叶辛创作的系列作品如中篇小说《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岩鹰》《风凛冽》等，引起更多人关注贵州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进入21世纪，贵州的文学事业快步发展，一批批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不断涌现。欧阳黔森的系列小说《奢香夫人》《雄关漫道》《莫道君行早》以及系列报告文学《黔村行记》《江山如此多娇》等，无一不烙上深深的贵州印痕。长篇小说如冉正万的《银鱼来》、王华的《桥溪庄》，中篇小说如肖江虹的《傩面》等，以贵州为题材透映贵州的社会肌理和现实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以贵州为题材的报告文学纷纷呈现，王华的《海雀，海雀》、龙吟的《绣娘》、肖勤的《迎香记》等，展现了贵州在脱贫攻坚战中的艰苦努力和豪迈气概。

同时，一批全国知名作家走进贵州采风创作，推出了一批扎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何建明的《山神》《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蒋巍的《灵魂的温度》《主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钟法权的《人间彩虹》等，笔触直接对准当下的贵州，把一个全新的贵州展示在世人面前，人们看到奋斗不懈、自强不息的贵州人，一个敞开怀抱拥揽世界的贵州。

踏访过贵州许多地方的蒋巍动情地说，贵州很了不起！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再到贵州感受青山绿水的风采神韵，以及贵州人心底的那份执着和坚持。何建明总是围绕着“贵州的历史与现实维度都很精彩”这个主题来展开，他以贵州题材写就的报告文学《炼狱》，因为“革命历史赋予现实更多的参考价值和警示意义，才那么意味深长”。数十年来多次在贵州行走，他感觉贵州就像一棵大树那样越来越葱郁、繁茂。不管是历史中的贵州还是现实中的贵州，其在文学作品里的形象始终充满辉光而让人深刻铭记。

不管是本地作家还是外地作家，都用文字讲述发生在贵州的故事，展现贵州的烟火气和人文情怀，用文学语言来展示贵州的地域韵味，新鲜而又滚烫。

文学是窥见世界的显微镜。作为映射现实之光的文学，始终与脚下的土地紧密相连。在文学作品里呈现的贵州，既显时代之音，更现勃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