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王国维

作者：黎荔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早起来到学校，先到国学研究院教授室写好遗嘱，藏在衣袋里，再认真地评定完毕业研究生成绩，并与研究院同事就下学期招生事宜长谈，然后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

在昆明湖鱼藻轩畔，王国维吸完最后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时年五十岁。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可见当日一切如常而王国维死志已决，逐步实施得有条不紊。

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现代学术的开山祖，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逊帝溥仪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自溺而亡。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世界。九十年来，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很多，可以说至今仍是20世纪的一个学术之谜。

王国维的一生，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个人和家庭、精神和肉体、新学和旧学、理性和情感、学术和政治、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一系列个人生命的矛盾，使他成为一个戏剧性地矛盾交织、去留两难的人物。

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他的同事、同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回顾了王国维一生的际遇和学术成就，在这个挽词的前面，有一个不长但是也不算短的序。其中指出，当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一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陈寅恪认为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王国维的自沉，是殉我国固有文化，而非殉清。这篇长序，阐述了陈寅恪的文化观点及王国维之死因，不仅对王国维之选择赴死给以文化意义上的正解，同时也是解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变迁谜团的一把钥匙。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这是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挽联。上联写王国维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处境，剩水残山，形容亡国后的或经过变乱后的土地景物，透过此山河残破，魂飞魄散，似乎可以理解王国维最后之终局。下联说到王国维遗嘱中“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之事。以学术书籍交付陈吴二人，无异于王国维的文化托命，反映出三个人之间相交之深。陈寅恪痛承好友遗命，倍感伤神。

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主义日渐深入人心，加之国家内外交困的形势，中国的大学遂走上了科学与实利之路。在此洪流中的特例，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流行的学术分科方式不同，清华国学院的专业分工并不细致，保持了传统“国学”的统包性，导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是通人。国学院兼采中国古代书院和英国牛津、剑桥书院制，强调导师对学生学问及人格整体的照顾及引导，学生入学时必须行拜师礼，迥异于后来只重学术研究和职称评比、不重导师功能的风气。简直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一股清流。

当时就读于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蓝文征回忆：

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

可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4年，便因王国维和梁启超的相继去世而停办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如此有理想的教育，在也没有走出多远。但清华国学院的4年，与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的4年一样，对中国二十世纪教育史影响深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古今凡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今天重读，如同诗谶般惊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就是秋风，“凋碧树”，风把绿色的树叶全部吹走了，所以变成了枯树。一个人走到向西的楼上，“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深知身在情长在，领悟到只要自己的肉体存在，大概情感也就永远存在，对于这种情感是没有办法完全舍得的。对于美，对于自己所耽溺的这些事物，永远没有办法抛弃掉。最后，那个寻寻觅觅、蓦然回首的姿态，其实是一个贾宝玉式“悬崖撒手”的姿态，中国文化的理想，明灭在灯火阑珊处，他返身投奔的姿态，如此的决绝。可见，王国维内心的压抑与苦闷由来已久，在文化转型期，徘徊新旧之间，中国人对于中国人的文化没有信心。「国故」不再，国将不国。生活在一个不待见自己传统文化的社会中，王国维经此世变，深感奇辱，愿做一个警醒中国人的殉道者，效屈原之自沉汨罗。

自古以来，目睹政事之“回天无力”而“旋乞归乡”，几乎已成为“为臣之道”的传统。在清末民初芜杂的政局之下，士人大多不是遁往“山林”，或“山林”的象征——故乡，而是或依旧滞留京都，或辗转青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挣得“世外”转圜的余地。去留之际，隐匿着个人与家国政治的离合。王国维曾为友作挽联，曰：“问君胡不归？赤县竟无干净土。”巨大的革命风潮的席卷，则相当于寸寸“王土”的沦丧。这样，原本足以容身的“家乡”，此时也被目为“污浊”之地而“有乡不得归”。王国维在《疆村校词图序》中叹言：“夫有乡而不得归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此处的“归乡”，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精神文化意义上的。那种中国文化理想所呈现的，烟水迷离之致、低徊要眇之情，那种山川、风雨、花鸟外不得已的心情怀抱，那种芬芳悱恻的心灵，已经越来越冉冉远去了——王国维早就说出了近世以来中国士人的宿命。无乡可返的王国维，最后只有在残山剩水之中，灯火阑珊之处，带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百年孤独，四海无人，奇哀遗恨，为中国文化招魂返魅，与那个不断破毁之中的文化精神，共命而同尽。这就是王国维的文化选择，不顾世俗实利，跳出俗谛桎梏，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时光如水，百年如烟，王国维先生逝世，于今已近百年，重读陈寅恪所撰的著名碑文，依然肝胆相照、风骨凛然，“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往事已远，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回首劫灰，不堪重梦百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