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周昭王三次伐楚，却使楚国强大了

周昭王是周朝第四代王，姬姓，名瑕，周康王之子。昭王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从昭王十六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经由唐（今湖北随州西北）、厉（今湖北随州北）、曾（今湖北随州）、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

昭王二十四年，周昭王亲自统帅六师军队南攻楚国，结果，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之滨。南征的失败，不仅是周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楚国强大到足以与周王朝抗衡的一个标志，后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雄踞南方，问鼎周疆。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

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见《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周楚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西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的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见《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至，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

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譬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见《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

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王、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

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屡屡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