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政权遗留的社会基础与法统地位是如何影响兰陵萧氏的

刘裕代晋立宋起，至开皇九年（589）杨坚统一南北，短短170年间，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更迭。

其中兰陵萧氏，尤其是以萧衍、萧道成为代表的齐梁房萧氏，成为南朝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政治群体。

本文试图从后梁政权、鸣凤政权、唐代追求萧梁正统的努力着手，分析作为南朝代表的萧梁政权遗留的社会基础与法统地位如何影响到后梁至唐代的兰陵萧氏，而以兰陵萧氏为代表的南方士人又如何利用并呼应这份“历史遗产”。

一、“傀儡”之外：后梁的创立与法统地位

南北朝时期，建立傀儡政权虽成为打击敌对阵营的手段之一，但大多数建立傀儡政权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唯一长期存在的，是由萧詧建立的后梁政权。

萧詧为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病逝后，出于“恐不可以少主立大业”的考量，萧衍并未选择立萧统长子萧欢为皇太孙。这使得萧詧“常怀不平”，甚至“务修行政”“以图霸功”。侯景之乱时，萧绎不思回援建康，而是“先行昆弟之戮”，在攻击湘州时，萧詧率南雍州之兵直击江陵但遭遇惨败，无奈之下选择投附西魏。魏恭帝元年，西魏军队与萧詧合力进军江陵，萧绎兵败被杀，萧詧则接受西魏册封正式建立后梁。

西魏此次出兵，将原属萧詧的襄阳划归于己，仅资萧詧以江陵一州之地。但后梁并未像其他短命政权一样很快解体，而是又经三代、三十三年方亡，这与萧梁的社会基础及南北政权间正统争夺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社会基础，在当时主要分为两个群体：士人与民众。

萧梁虽亡于陈霸先之手，但一些心向萧梁的士人不愿入陈为官，甚至一些北逃至西魏的官员，也时刻想回到后梁政权来。

如沈重，沈重本为萧绎属官，江陵陷落后投奔萧詧，官至中书舍人。宇文邕召其入朝后，沈重多次上表请求回到后梁，最终得偿所愿。

此外，江陵陷落时，沈巡、刘臻、刘孝胜等原仕于梁元帝之士人都选择入后梁任职。原属陈将领也有投附后梁者。

其中华皎、戴僧朔不仅附于后梁，还因游说北周而扩大了后梁领土，对仅拥江陵、监利二地的后梁政权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不仅士人心向萧梁，南方不少民众也保持着对“梁”的企盼和向往。荆州军收复建康后，建康人民闻王军来“老小相扶竞出”；萧琮在位时，江陵父老听说杨坚要征萧琮入朝，莫不陨涕相谓……

这些都充分证明尽管经历了三十余年陈的统治，在吴地仍然有欢迎萧梁势力的民间声音。这种来自士人、民间的支持，成为后梁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北朝之间的对立，不仅体现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在意识形态上双方也争相角力，以塑造己方政权合法性、贬斥对方为异端为要旨。

众所周知，南朝的改朝换代，是以“禅让”为外衣的。

“东晋→刘宋→齐→梁→陈”的王朝更迭，意味着各个王朝都将其法统上溯至东晋，由禅让而落入相应的王朝手中。而后梁的存在，则让陈政权要面对“梁陈并举”的局面，其将正朔追溯到东晋的努力，自然就缺少了说服力。

此外，陈人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而非士族，礼乐也多承梁制，兼以梁元帝江陵焚书极大挫伤了南人的文化自信，使得文化上南朝原有的强势地位也不复存在。

此外，在为隋构建合法性方面，后梁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隋书》卷22《五行志上》记载：“周武帝改元为宣政，梁主萧岿离合其字为‘宇文亡日’……又改元为大象，萧岿又离合其字曰‘天子冢’”，为杨坚篡周造势。

杨坚建立隋朝后，尉迟迥起兵叛乱，其时部下多劝萧岿起兵反隋，岿以为不可。萧岿的正确判断，不仅推动了周隋禅代的进程，也保全了后梁国祚不亡。

总结来看，梁亡之后，萧梁在南方依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部分民众与士人感念梁朝，这成为支撑后梁存在的原因之一。在正统的争夺上，后梁的建立使陈政权在创立之初就处于不利地位，在法统争夺上北方正式反超南方。

事实上，至隋末动乱，对萧梁政权的认同依然存在，其法统也为后世的地方政权所继承。

二、与时浮沉：隋唐时期的兰陵萧氏与鸣凤政权

有隋一代，萧后、萧琮是维持兰陵萧氏显赫地位的两根重要支柱。

开皇二年（582），杨广尚未成为太子之时，“隋文帝备礼纳趋女为晋王妃”。这次联姻出于安抚后梁政权的目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随后后梁灭亡，炀帝登基，此时隋炀帝与萧后情好甚笃。

这使得跻身外戚的萧氏地位有所上升。萧琮则继承了后梁的法统地位。其时后梁虽亡，但萧琮因及时北归，被文帝“拜柱国，赐爵莒国公”。炀帝时，萧后提供的外戚身份、萧琮身为“二王后”的政治意义，使兰陵萧氏在隋朝得以维持其显赫地位。

但萧琮本人并不因身份显赫作威作福，相反，他在朝韬光养晦，处处小心谨慎。

萧琮先是安于无权“不以职务自婴”，又适于侯莫陈氏、钳耳氏，自污门第以避祸。事实上，这种与地位较低的少数民族联姻的行为，更像是对炀帝猜忌的回应。然而，萧琮依然因炀帝的猜忌见废。

这其实是炀帝失去南方势力支持的重要诱因。作为后梁最后一任君主，其“二王后”身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梁的延续。炀帝因“萧萧亦复起”而废之，则梁政权之余绪已然崩塌。

隋末动乱时，萧琮后人萧铣就将这一事件利用起来，建立了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

隋末的割据势力呈现出南北不平衡的局面，南方政权在质与量上较北方都有所逊色。

前文曾提及后梁建立时的社会基础，隋亡之后，这种社会记忆依旧在江南地区存在。也就是说，尽管经历了隋朝，依然存在着向往萧梁的士子与民众。因此，萧铣称帝前后的一系列举措值得注意。

萧铣虽为萧詧一支，但并非萧琮的后代。前文提到，其祖萧岩陈亡后率军反抗北周，也同样受到江南父老的拥戴，但萧铣并未将先祖追溯到萧岩，而是追谥萧琮，一可利用萧琮被废事团结兰陵萧氏，二将法统追溯至后梁、萧梁，从而为鸣凤政权构建合法性。

兰陵萧氏既然有如此规模之影响力，待唐王朝建立后，如何对待这一士族成为唐王朝稳定南方的关键问题之一。

唐政府的方法是：推进兰陵萧氏的中央化进程，在家族迁入两京之后，原有的社会基础难以发挥作用，自然无法对政权造成威胁。

事实上，这一进程从隋已经开始，出土墓志材料中，萧玚、萧球、萧瑾等在隋代去世的齐梁房家族成员，已经葬在邙山而非南方了。

萧氏虽迁徙至长安、洛阳，然其在唐代仍属高门。有唐一代，兰陵萧氏共出十名宰相，其中八名均为萧统支，即萧詧后代，可见萧氏官僚化程度之深。

对兰陵萧氏各支人数、进仕比例、仕进方式的讨论，本文暂不提及。仅需说明者，唐亡后五代十国政权中，再未出现由萧氏主导的政权，可见该政策执行之成功。

而贯穿于中古始终、南方最重要的家族，随着唐王朝帷幕的落下，也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三、正统与德位：唐代士人以萧梁为正统的努力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与叙述次序，吕博已经考证出此处上书“请以皇家为金德”发生在开元二十年（732）三月至十一月之间。

其时唐玄宗刚刚从“周、汉”为“二王后”改为以“周、隋”为“二王后”，统序虽未稳定，但隋、汉皆为火德，唐行土德应无争议，则上引材料中，上书人以金易火德必有所指。

按刘向以后“五行相生”的原则，改金德应以上承一土德王朝为宜，较为符合者似仅有陈。

值得注意的是，“请百官普议”的萧嵩即兰陵萧氏的一员，他是唐初开国功臣萧瑀的曾侄孙、渝州长史萧灌之子，曾祖为后梁明帝萧岿，这样的身份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以南朝为正统的政治主张上去。

关于萧嵩，值得玩味的是，不仅玄宗对萧嵩家庙位置极为关注，德宗在得知杨炎家庙位于萧嵩处后，立即将杨炎外贬并缢杀，可见王气云云恐并非臆说，至少在玄宗、德宗时，对兰陵萧氏的王气传闻仍要有所警惕。无独有偶，兰陵萧氏的另一位士人萧颖士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

萧颖士在文坛虽声名显赫，但在仕途上却不尽如人意，仕进经历与上文官拜宰相的萧嵩不能同日而语，或可代表兰陵萧氏中下层文官的一种声音。

我们看到，上文的两种以唐承南朝余绪的观点，共同点在于均将隋剔除于正统序列之外，区别则在于对陈的定位。萧嵩率众商议的次序似为：晋→刘宋→齐→梁→陈→唐；而萧颖士则为晋→刘宋→齐→梁→（后梁）→唐，即使将后梁的时间考虑进去，也不得不承认两种观点都无法涵盖陈（后梁）亡至唐建立这段时间。

如果无法解决隋王朝的定位问题，以南朝为正统的声音就始终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南方士人随即再一次进行了有关正统的理论修正。

而与上文两种观点不同，皇甫湜并没有否认周、隋的正统身份，但他巧妙地将梁置于北周之前，通过将陈、北魏视为僭伪将其从序列中剔除，从而使南北二朝皆处于正统序列中。

有趣的是，该观点与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观点暗合：该书第三卷下附小字即以“魏晋宋齐梁周大隋”为名，年表则以齐、梁、周、隋为序，同样黜陈为僭伪，从而建构了一条南北杂糅的新型正统链条。

遗憾的是，尽管南方士人做出种种将南朝置于正统序列的努力，这种折中的观点并不能动摇北朝正统论的核心地位。

天宝十二载（753）以北魏、北周、隋为三恪的制度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其间虽有讨论，再无改易。南朝正朔的支持者们，只能通过劳而无功地呼喊着“上承周、汉”以试图将南北朝诸政权置于同一位次讨论，甚至不惜将陈剥离，以梁作为南朝终点。

但面对“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的质疑，三种提议最终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唐代官方指定的“出口”仍然在隋不在梁，在北而不在南。

三、结语：

综上所述，萧梁政权留给兰陵萧氏的政治、文化遗产，不仅为该家族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推动了后梁、鸣凤政权的建立，也成为每一位家族成员遥远的精神基源。

无论是自我构建还是外部认知，作为南朝的代表政权，萧梁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记忆，对这些历史记忆的诠释、利用、强化和再构建，正是萧梁政权留给兰陵萧氏最丰富的遗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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