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百岁生日前最新表态：中美要学会共存，美不应曲解中国

导语：

近年来，由于中美关系的波动，人们愈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对此，基辛格在近期采访中讨论了他的观点。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需要重新反思过往战争并学会共处，双方都要停止向自己灌输对方给自身构成战略威胁的想法，否则世界就将面临一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美国领导人应去了解中国崛起的真正意图，并尝试与中国建立永久对话机制。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和睦相处的意愿程度，尤其是鉴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目前留给双方的时间已经只有5到10年，中美应该寻找共同目标并尽力去实现。对战争的恐惧也为和平共处的希望奠定了基础，他同时还警告称，当前的问题在于双方都没有过多让步余地，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基辛格为中美走出当前僵局的建议，首先是要为紧张局势降温，然后是建立信任，设定令人信服的目标并寻求实现的具体方法，最后，将所有目标与其本国目标相联系。

这位美国资深政治家得出结论称，世界领导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们需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还需要建立一种愿景，使他们意识到解决方案在于实现国家力量之间的平衡，并保持自我克制，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使用其攻击性力量。而这也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

本文摘编自《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新闻网站文章，原标题为《亨利·基辛格解释了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Henry Kissinger explains how to avoid world war three）。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当前，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持续升温。中国认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而美国则坚定地认为，中国正计划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想要对这两国日益增长的敌意进行冷静分析，并制定防止双方引发超级大国战争，不妨倾听一下中美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的观点。

5月27日，基辛格将迎来100岁生日。他具有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先是研究19世纪的外交，后来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过去的46年里，先后担任君主、总统和首相的顾问和特使。基辛格很担心当下的中美现状，他表示:“中美双方都相信对方构成了战略威胁”，“我们正走在大国对抗的道路上”。

四月底，《经济学人》与基辛格就如何防止中美竞争升级为战争进行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话。那些天他步履蹒跚，但头脑却很敏锐，在考虑他接下来的两本书——关于人工智能和联盟的本质时，他更感兴趣的仍然是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

基辛格对中美两国在技术和经济优势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感到震惊。即使俄乌冲突下战争笼罩着欧洲东翼，他更担心人工智能将加剧中美之间的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平衡和战争的技术基础变化如此之快，变化方式如此之多，以至于各国缺乏任何可以建立秩序的既定原则。如果找不到，他们可能会诉诸武力。基辛格说 “我们正处于一战前的典型局面，”他说，“中美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政治让步余地，任何对平衡的破坏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重新反思战争

基辛格因曾参与越南战争的决策而被许多人骂为战争贩子，但他认为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他一生工作的重点。在目睹了纳粹德国造成的大屠杀，并在大屠杀中遭受13名近亲被谋杀的痛苦之后，他开始相信，防止毁灭性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冷静的外交，最好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来加强外交。“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相信我一生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和睦相处。”他认为，“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阶段，留给人类的时间只有5到10年。”

基辛格对有抱负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开门见山的建议:“无情地认清你所处的位置。”本着这种精神，避免战争的出发点是分析中国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尽管他以与中国政府调和而闻名，但他承认，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作为历史演变的结果，中国最终将取代美国。”

▲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和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胡滕洛赫尔合著的新书《AI时代：我们人类的未来》（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

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层对西方政策制定者谈论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感到不满，全球秩序不应是美国的规则和美国的秩序。中国不满足于西方提供的居高临下的交易，如果中国表现良好便给予特权。事实上，美国被怀疑为永远不会平等地对待中国。

然而，基辛格也警告美国不要误解中国的雄心。在华盛顿，“他们说中国想要统治世界……答案是中国想要强大” 他说，“这不是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中国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基辛格表示，在纳粹德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需要战争，但中国不同。他并不怀疑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承诺，这始终与中国对国家利益和能力的敏锐认识联系在一起。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体制更像儒家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是自身国家利益的最终裁决者。“如果中国获得了真正可以利用的优势，他们会把这种优势推向世界，并让世界强加中国文化吗？”基辛格问道，“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否定的。”

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人的一个自然反应是探索它，以此来确定如何维持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另一个途径是建立中美之间的永久对话。中国“正试图在全球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在每一点上评估战略角色的概念是否兼容。” 如果不是，那么就会出现武力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在不相互威胁且不全面开战的情况下共存吗?” “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它是。”但他承认，这并不能保证成功。“它可能会失败，”他说，“因此，我们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失败。”

当前，中国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是一个紧迫的考验。基辛格回忆道，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首次访华时，与毛泽东就台湾问题进行了谈判。基辛格认为，尼克松和毛泽东之间达成的谅解，在仅50年里就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推翻。特朗普想通过迫使中国在贸易问题上让步来夸大自己强硬的形象，在政策上，拜登政府追随了他的脚步，但措辞更为自由。

基辛格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选择这条道路，因为一场乌克兰式的战争将摧毁台湾，并摧毁世界经济。虽然对战争的恐惧产生了希望，问题是双方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从目前事态的发展来看，美国想要在其不损害其他地区地位的情况下放弃台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基辛格摆脱这一僵局的方法借鉴了他在任期间的经验。他建议从双方关系降温开始，然后逐渐建立信心和工作关系。中国和美国在没有正式声明的情况下，应致力于保持克制。

基辛格从来都不喜欢官僚机构的决策，他希望看到一小群顾问能够相互便利地默契合作。虽然中美双方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美国将会注意如何部署其军队，并尽量不助长人们对其支持台湾独立的怀疑。

基辛格对有抱负的领导人的第二条建议是:“确定能够吸引人的目标。找到描述并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台湾将是这两个超级大国能够找到共同点、从而促进全球稳定的几大领域中的首要目标。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建议，这些问题应该包括气候变化和经济。基辛格对两者都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完全支持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但他怀疑这对建立信心或帮助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平衡有多大作用。在经济方面，危险在于贸易议程被美国鹰派劫持，他们根本不愿给中国任何发展空间。

▲ 美国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称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是“灾难”，中美经济关系应是“建设性和公平的”

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态度，对更广泛寻求缓和的努力构成了威胁。如果美国想找到一种与中国共存的方式，它不应该以政权更迭为目标。基辛格从一开始就利用了他思想中的一个主题。“在任何稳定的外交中，都必须有一些19世纪世界的元素，”他说。“19世纪的世界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竞争国家的存在不是问题。”

美国将不得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坚持下去。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领导人最近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进行了接触，这是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相比之下，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意图宣言，将使围绕战争的外交复杂化，但也可能恰恰创造出建立超级大国相互信任的机会。

基辛格以谴责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开始了他的分析。他说：“最终，普京的判断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但西方并非没有责任。“我认为……让乌克兰留在北约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这是不稳定的，因为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北约对保护的摇摆性承诺，导致乌克兰的防御不足，这也肯定会激怒普京，并激怒他的许多同胞。

现在的任务是在避免为下一轮冲突埋下伏笔的情况前结束战争。基辛格表示，他希望俄罗斯尽可能多地放弃其在2014年占领的领土，但现实情况是，在任何停火协议中俄罗斯都可能至少保留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最大的城市，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海军基地)。在这样的解决方案中，俄罗斯失去了一些好处，也保留了一些好处，但可能会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感到不满。

▲ 2023年5月16日至17日，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乌克兰。

在基辛格看来，这将导致未来的对抗。他说:“在我看来，欧洲人现在说的话非常危险。” 因为欧洲人在说：“ 我们不希望他们加入北约，因为他们太冒险了。因此，我们会武装他们，给他们最先进的武器。” 基辛格的结论很明确:“我们现在已经把乌克兰武装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将成为欧洲军事装备最好的国家，却拥有最缺乏战略经验的领导人。”

要在欧洲建立持久的和平，西方需要有两次想象力的飞跃。第一种是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一种约束和保护乌克兰的手段。第二种是欧洲与俄罗斯重修旧好，以此来建立一个稳定的东部边界。

可以理解的是，许多西方国家会对这些目标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犹豫不决。中国作为俄罗斯的伙伴和北约的反对者参与其中，任务将变得更加艰巨。中国的首要利益是看到俄罗斯完好无损地从乌克兰战争中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两国有一种“无限制”的伙伴关系，而且莫斯科的崩溃会在中亚造成权力真空，可能会被一场“叙利亚式的内战”所填补，从而给中国带来麻烦。

▲ 5月18日至19日，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西安举行，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31年来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的元首峰会，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美国和中国对抗苏联政策的缔造者之一，基辛格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斡旋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他说。“中国正在尽其所能，维护自己的世界秩序。”

双方可达成的共同目标

中美需要对话的第二个领域是人工智能。基辛格说:“我们正处于一种能力的开端，机器可以制造全球瘟疫或其他流行病，不仅是核武器，还包括任何对人类有破坏性的领域。”

他承认，即使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也不知道它的能力会有多大。但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将在5年内成为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将其破坏性的潜力与印刷术的发明相提并论，印刷术传播的思想在导致16世纪和17世纪毁灭性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基辛格警告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尽管人类应该参与其中，但自动和不可阻挡的武器可能会被创造出来。“如果你看一下军事史，你会说，由于地理和准确性的限制，永远不可能消灭所有对手。然而，现在不再存在限制，每个对手都将是百分百的脆弱。”

需要意识到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被遏制或废除。因此，中国和美国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军事力量作为一种威慑。但双方也可以限制其构成的威胁，就像军备控制谈判限制核武器的威胁一样。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始就技术对彼此的影响进行交流。” “我们必须在军备控制方面迈出一小步，双方都向彼此提供有关能力的可控材料。”事实上，基辛格相信谈判本身可以帮助建立互信和信心，使超级大国能够克制自己。秘诀在于领导者足够强大和明智，明白人工智能不能被推到极限。“如果你完全依赖于你可以通过权力获得的东西，你很可能会摧毁世界。”

基辛格对有抱负的领导人的第三条建议是“将所有这些与你的国内目标联系起来，不管它们是什么。”对美国来说，这包括学习如何更加务实，关注领导的品质。最重要的是，更新国家的政治文化。

这种务实思维模式的最佳贯彻者是印度。基辛格回忆起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印度前高级官员解释说，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与问题相关的非永久性联盟的基础上，而不是将一个国家捆绑在大型多边结构中。

这种交易方式对美国来说并不自然。基辛格曾撰文认为，美国坚持将其所有主要的对外干预描述为其天命的表达，即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使他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

基辛格面临的问题是必然结果，即道德原则往往凌驾于利益之上——即使它们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变化。他承认人权很重要，但不同意将其作为政策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强加这些限制，还是说这会影响两国关系，决定权在双方手中。

基辛格指出:“我们曾试图在苏丹强加意识形态，但看看现在的苏丹”。他说，事实上，坚持做“正确”的事可能成为不仔细考虑政策后果的借口。基辛格认为，那些想用武力改变世界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尽管现实主义者通常被视为愿意使用武力。

印度被美国视为制衡日益强大中国的重要力量。然而，它的宗教不宽容、司法偏见和新闻钳制方面的记录也在不断恶化。尽管基辛格没有直接评论，但他暗示印度将因此成为对美国是否务实的一个重要考验。日本将是另一个考验，如果像基辛格预测的那样，日本在五年内采取措施确保核武器安全，美日两国关系将变得紧张。着眼于19世纪或多或少维持和平的外交策略，他希望英国和法国能帮助美国从战略上思考亚洲的力量平衡。

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责任

长期以来，基辛格一直相信个人的力量。戴高乐曾带给法国对未来的信念。约翰·肯尼迪激励了美国的一代人。奥托·冯·俾斯麦策划了德国的统一，并以灵活和克制的方式治理国家——只是在他被赶下台后，他的国家才屈服于战争狂热。

基辛格承认，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和社交媒体让他的外交风格变得更加困难。他说:“我不认为今天的总统能像我那样派遣特使。”但他认为，为是否有可能前进而苦恼将是一个错误。“如果你看看我尊敬的领导人，他们不会问这个问题，他们会问:有必要吗？”

他回忆起他在尼克松政府中的一名工作人员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的例子。“当我们干预柬埔寨时，他想退出。我告诉他，‘你可以辞职，拿着标语牌在这里游行。或者你可以帮我们解决越南战争。’然后他决定留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做出这个决定的人——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想为此做点什么，而不是自怨自艾。”

▲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第35任美国总统，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肯尼迪家族成员，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表。

领导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像许多共和党人一样，基辛格担心美国教育停留在美国最黑暗的时刻。他表示:“为了获得战略视角，你需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但人们对美国价值的共同认知已经消失。

他还抱怨媒体缺乏分寸感和判断力。他在任时，新闻界对他怀有敌意，但他仍与他们进行了对话。“他们快把我逼疯了，”他说。“但这是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并非不公平。”他说，与之相反，今天的媒体没有反思的动力。“我的主题是平衡和节制的必要性。制度化是我们的目标。”

然而，最糟糕的是两党政治本身。当基辛格来到华盛顿时，两党政客通常会在一起吃饭。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关系很好。但他认为，对于来自另一党派的国家安全顾问来说，在今天，不同党派坐在一起是不太可能的。尼克松辞职后接班的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是那种对手可以指望他举止得体的人。然而，在今天，任何手段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 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基辛格表示:“我认为，特朗普和现在的拜登已经把敌意推向了顶点。”他担心像水门事件这样的情况会导致暴力，而且美国缺乏领导力。他说:“我不认为拜登能提供灵感……我希望共和党人能找到更好的人选。”“这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他哀叹道，“但选择另一个是完全放弃。”

他认为，美国迫切需要长期的战略思考。“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巨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失败的预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如果时间紧迫，又缺乏领导力，中美两国寻求和平共处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基辛格表示:“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身处一个新世界，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能出错，而且过程没有保证。”即便如此，他还是表示自己感到了希望。“听着，我的生活一直很艰难，但这给了我乐观的理由。困难也是一种挑战。它不应该一直是一个障碍。”

▲ 5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他强调，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诚然，这种进步往往发生在可怕的冲突之后——例如，在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中美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表明，当两个大国相遇时，常见的结果是军事冲突。“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基辛格辩称，“因为当前有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和潜在危害巨大的人工智能”。

“我认为，有可能在欧洲、中国和印度都能加入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秩序。”这是当今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任务。“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说过，和平要么通过人类的理解实现，要么通过某种灾难实现，”基辛格解释道。他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不能保证。“这或多或少就是我的想法”。

因此，世界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他们需要现实主义思想来面对未来的危险，需要远见卓识以认识到解决办法在于实现两国力量之间的平衡，需要克制的态度以避免最大限度地使用进攻性力量。基辛格表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正确的做法。在当天的谈话进行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距离基辛格的百岁生日庆典只有几周的时间，他带着自己特有的神情补充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活着看到它了。”

编译：张乐词

编务：张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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