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区中学当老师

本文转自：井冈山报■ 范录军

997年8月，我被分配到了离遂川县城75公里的高坪中学。开学前一天，我拿着一张薄薄的报到卡，坐着笨重、破旧的班车，沿着盘旋曲折的公路一路颠簸，摇到高坪圩镇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下车后，我拖着一只皮箱，在街头一位店员的详细指引下，来到了高坪中学。当时的学校，没有校门，没有围墙，连校牌也没有。如果不是一面高耸的红旗在山风中猎猎作响、不是看到几位戴眼镜的老师坐在大树下聊天，我真不知道这里竟然是一所学校。说明来意后，几位老师连忙让座，一位老师打趣说，我以为就有新生来报名了呢，让我闹了个大红脸。

中午，值班的老师把我带到当时档次最高的高坪饭店为我接风洗尘。硬着头皮喝了大概两杯啤酒后，我就忍不住了，刚冲到走廊上，就大口“放兔子”了，狼狈！

直到现在我的酒量还是停留在“幼儿园”级别，上不了台面，每每在酒桌上，如有熟识我的人替我说句“公道话”，我都心生感激。

这年开学后，我就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的语文，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之旅。每天清晨，我迎着晨曦领着住校生跑步、做操，甚至把在大学武术兴趣班里学的几招“虾拳蟹脚”教给他们。傍晚，我带着学生挖土开荒、下种种菜，轮流施肥、浇水，在收获时架起铁锅，大家炒菜改善伙食。周末，我们年轻老师常结伴下村家访，动员适龄儿童上学，劝说超龄青年参加周末扫盲班，并在村小给他们上识字课。有空时，我们几个老师会爬山，去水库旁溜达，去河里游泳。有时也带着学生去野炊，去看瀑布，去采野果。而我的班会课，有时放到河边沙滩，有时来到山顶；有时在敬老院，有时在茶厂。当时各种禁令、禁忌少，活动每次都很成功，日子过得艰辛而充实。

有人说，舞台没有大小尊卑之分，只要尽心去演，你就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虽然只是三尺讲台，我仍带着最积极的心态，以最亮丽的姿态出现。虽然只是在一个交通、信息闭塞的山区学校，我们的视角、触觉仍可伸向天涯海角。在高坪中学的四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四年，我就像一个初到夫家的小媳妇，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事事充满了激情。

第二年，医院新分来了位女医生，在那个年代，在那偏远的山区，无疑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成了镇直各单位男青年“围攻”的对象。而我，只在他们的谈论中知道些许信息，知道她来自县城，大学分配，读书时品学兼优，还是班上的副班长，在县城实习时是组长，我了解的仅此而已，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是没胆量前去相识的。在别人想尽办法接近她时，我尚在一群群学生的簇拥中自得其乐。

春天来了，因为换季，班上学生一个个患上了感冒，作为班主任的我，不得不经常送学生去医院，跑上跑下，替他们办手续，代交药费，陪他们打吊针。而班上女生体质差，不是这个“东倒西歪”，就是那个“伤风感冒”，这就逼着我一次次带着她们去医院，找这个唯一的女医生。我一次次厚着脸皮，去敲一个原本陌生的年轻女医生的门，不论白天黑夜！

而当时，班上有的女生因经济或其它原因，拖着不去看病，往往越拖越重。怎么让她们心甘情愿尽早就医呢？把我的疑问抛出来后，女医生悄悄给了我一支温度计，说，你发现学生有不适，先给她们测测体温，适当时稍夸高些体温，让她们“明白”严重性，治疗越早效果越好，花费也会更少。所以当有学生拖着不愿去看医生时，我就使出杀手锏，果然屡试不爽！再后来，一上课我就环视全班学生，把生病的“揪”出来，送到女医生那，我也借机“偷学”了不少医疗保健常识，现炒现卖给学生，在“老师懂得真多”的惊叹中窃笑。后来学生生病少了，我常莫名其妙地失落！再后来，女医生成了我的女朋友，再再后来，我的学生管她叫师母。

若干年后，一名学生诡谲地对我说：老师，我们当时病得可真“知趣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