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和我的第一块手表

本文转自：通辽日报

□张树芳

1962年初秋，我戴上了第一块手表，上海牌的。这块手表浸满了妻子辛勤的汗水和深情厚意。

1959年8月是稻谷飘香的丰收季节，我从哲盟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城里参加工作，开启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生涯。10月初，我把乡下的妻子接到城里，建立了温馨幸福的小家庭。

妻子身材高大健壮，我们是同乡同学。她高小毕业后就参加了农业生产。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乃至打井、修渠、筑坝等农活，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称得上庄稼院的好把式。她还有一手好针线活，在十里八村久享盛名。我在初中二年级时经媒人撮合就和她订了婚。那时，我父亲身体羸弱，是个“半拉子”农民；母亲“三寸金莲”，干不了农活；我是独生子，在外读书，家庭生活很拮据。未婚妻就慷慨地施以援手，夜里挑灯做针线活，赶做几双时髦的高腰棉鞋，到集市上卖了钱后接济我家，供我读书。农忙季节还主动登门帮做农活。1956年寒假，父母就为我们操办了婚事。婚后妻子就挑起了家庭重担，成了主要劳动力，并继续供我读书。

1959年10月初，我把妻子接进城里。她浑身是力气，根本闲不住，经人介绍，她先后在制鞋厂做鞋，在工程队挖地沟、在幼儿园做保育员，最后在交通队管理三轮车、自行车，直至退休。

妻子不仅在外打工是一把好手，也是持家过日子的能手。1961年春，她买了一只猪崽，在院外自家房山处搭个猪窝，一边在外打工，一边养起猪来。猪饲料是酒糟、甜萝卜丝、野菜等。在妻子的精心喂养下，小猪像气吹似的生长着，第二年夏就长到300来斤，而且膘肥肉厚。妻子雇人把猪杀了，不到一天，就把肉卖光了。第二天，她瞒着我，上街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她说：“当老师的没有手表哪行呢!”当时，我虽然口头上埋怨她几句，心里却是热乎乎的。看到那块亮晶晶的“咔咔”走动的上海表，我心里别提多美了！我把表装在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不时地捧在掌心里观赏着，舍不得戴。第二天上班时，妻子把表硬性地戴在我手腕上。我只好顺从，但坚持把衬衣袖口的钮扣系上，免得同事和学生看到，觉得不好意思似的。

有了这块手表，我在课堂上就更得心应手了。讲授、学生练习、考核提问、总结、布置作业等环节都按事先安排的时间有条不紊地进行，几乎做到分秒不差。在几次大型的校内外观摩教学中，我游刃有余，各环节的时间分配恰到好处，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

1980年春，我去东郊办事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手表没有了。当时，我只觉得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阵发黑，急忙靠在墙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急匆匆地顺着原路回去寻找。遇到几个人都说没看见。最后，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站在路边，我问他看到一块手表了吗？他说：“你的手表是啥牌啥样的？”我把表描述一番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了那块表。他说：“我在路上捡的，就站在这里等人来认。”说完他转身要走，我一把拉住他，问他叫啥名，哪个学校的。他一一回答后就蹦蹦跳跳地走了。

心爱的手表失而复得，我捧在手上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生怕它再次不翼而飞。我忽然发现，不锈钢的表链有一节断裂了，导致从手腕滑落。第二天，我在一张大红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一封表扬信赶到附小（今市实验小学），在课间操集会上，当着全体师生的面朗读了表扬信，学校领导还把拾金不昧的施姓小朋友（名字我忘记了）叫到台前与大家见面。这件事在全校引起轰动。

1998年5月，教书育人四十载的我退休了，那块戴了三十多年的上海表也完成了使命，停止走动。

如今，我和妻子都已年届耄耋，垂垂老矣，诸多陈年往事都已经忘却了。唯独那块上海牌手表的故事，我们仍记忆犹新，感慨万千。茶余饭后，老伴常常把那块表捧在手心上一遍一遍地抚摸着，聚精会神地端详着，深情地追忆着那段岁月发生的故事。而我对这块表更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睹物思情，体悟着妻子的深情厚谊，同时也感受着这块表身上所闪烁着的红领巾拾金不昧的思想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