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当皇帝是否具有“正当性

了解历史的朋友肯定会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节点，其中秦汉时期就是一大变局。这一大变局体现在哪?

首先，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

其次，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

尤其是汉代，刘邦和他的臣子均出身于山泽草莽，凭借自己的努力推翻了秦朝，建立了汉政权。由于这帮人都是庶民出身，所以历史上将这一现象称为“布衣卿相之局”。

对于刘邦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说他能屈能伸，有帝王之才者有之;说他是流氓无赖，无耻小人者亦有之。至于其中的是是非非，我们姑且不论。但刘邦的确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此前根本没有一个草民当过皇帝。所以刘邦当皇帝，这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真的是“破天荒”之举。

那么，刘邦当皇帝究竟有没有正当性呢?关于这个问题，还真有人讨论过。

上图_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前256年—前195年)

这次讨论就发生于汉景帝时期。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黄生和辕固生。

辕固生，我们都非常熟悉。他是齐郡西安县人，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淄博桓台人。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主要活动于文帝、景帝时期。尤其是在景帝时期，担任过《诗经》博士。至于黄生嘛，由于记载不是很多，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在和辕固生的辩论中亦可看出他的个性、特点。

黄生和辕固生的这次争论发生于汉景帝时期，他们两个人在朝堂上讨论“汤武革命”的故事。看过《汉武大帝》电视剧的朋友，一定对这一幕不会陌生，可以说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其中黄生是反方辩手，辕固生是正方辩手。最后看似是辕固生赢了，实则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赢。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上图_《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

根据《史记》记载，黄生认为汤武并非是受命，而是篡弑，他说：“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对此辕固生反驳道：“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即是说汤放桀、武王伐纣顺乎天、应乎人，是地地道道的“革命”，不是篡弑。

但是这个黄生却非常固执，反对这一点。他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主再怎么昏庸也是君主，臣子再怎么贤能也是臣子，不能推翻君主，就像帽子再破也不能穿在脚上，鞋子再新也不能戴在头上一样。

这时候辕固生也显得不太厚道，将了他一军，说道：“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辕固生反问道，那么汉高祖取代秦朝也是不应该的了?也是篡弑吗?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个问题。

上图_刘启(公元前188年—前141年)，即汉景帝

这时，汉景帝一看事情不妙，连忙打圆场说道：“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自此以后，汤武革命成为了政治禁忌，再没有学者敢于讨论这一事情。这个问题虽然被汉景帝给掩盖过去了，但问题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王朝的合法性及皇权的稳固始终是一个问题。为何如此说呢?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二人的观点。

按照辕固生的观点，臣下可以推翻君主，那么汉高祖推翻秦二世就是顺应天命，是正当的“革命”行为，具有政权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即不利于政权的稳定性，因为臣子是可以推翻君主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臣子可以当皇帝，皇帝也有可能成为臣子甚至是阶下囚。

上图_辕固，又名辕固生，西汉齐郡西安县(今淄博市桓台县)人

而按照黄生的观点，臣子永远不能推翻君主，即便这个皇帝再昏庸，也应该恪守臣子的本分，而不是去推翻他。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就好比帽子和鞋子一样，各有各的位置，是万万不能互换的。黄生的这一看法虽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性，但无法解决政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知道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称帝之前是秦朝的臣子。按照黄生的逻辑，就是说秦二世是帽子，刘邦是鞋子。尽管秦二世非常昏庸，但刘邦是万万不能推翻秦朝的，如此一来岂不是说汉代的政权就不具有合法性。黄生这一观点有像汉景帝表忠心的样子，但他没有考虑到这其实是一个皇权自身的二难命题，仅靠他是无法解决的。

作为汉景帝，既是当政者，又是汉政权的继承人。因此在他的身上始终肩负着双重使命：

一方面希望政权的稳定长久;

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但这是不可兼得的，所以当辕固生和黄生抛出这个问题时，使他感到非常头痛，只能制止辕固生和黄生的讨论。那么，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上图_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这个问题还要等到董仲舒才能解决。那么，董仲舒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知道，董仲舒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天人感应”。什么是天人感应呢?他认为“人副天数”，即人是天的副本，人和天是相通的。如果政治不清明，天就会降“灾异”、“天谴”警告;如果政治清明，就会出现祥瑞。董仲舒的这种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荒唐的，但其实是非常高明的。我们在评价一个思想家的时候，不应该只看他说了什么，而是应该看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董仲舒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规范皇权，限制权力。

我们今天讲“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在皇权独尊，法治不昌明的时代。怎么才能规范君权、限制君权呢?董仲舒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天人感应”。这看似神化了君权，认为君权天授，但也在无形之中为君权安上了一个“紧箍咒”。

上图_西汉官制简表

董仲舒明确提出“屈民以申君”，但也提出“屈君以申天”。

他一方面站在儒家“民本”的角度上，承认无道之君可以易位;

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人感应”，只要君主的行为合乎“天道”就可以永保太平。

也就是说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皇权能否稳固不取决于别的，只要符合天意即可。而天意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民心，就是儒者对于政治的批判与解释。因为这套规范君权的理论就是儒者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其中暗含了儒者希望限制君权、规范君权的企图。

秦汉以后的儒者虽然没有先秦儒家的那种对君权的猛烈批判，但这是时代使然。以前是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可以周游天下。而秦汉大一统，儒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对，对于君权的批判自然就弱了很多。但并不是说就完全丧失了，只是通过一种温和的方式体现出来，董仲舒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不像公孙弘一样曲学阿世，一生仕途不太顺畅，甚至因为提倡“灾异”有过杀身之祸。

上图_董仲舒西安石刻像

董仲舒的这种做法可谓是高明，他是将君臣关系从具体的人、事上抽出，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则，从历史语境下抽离出来。在更高层面上维护了儒家的道义的同时，既为政权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也为政权的稳固性找到了保障。这个依据和保障就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