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辽人有多恨朝廷

明朝末年，女真人成为心腹大患，拱卫京城的主力逐渐从南军转为辽军。然而，辽军总给人一种出工不出力的感觉，辽东的军队就像是无底洞一般，朝廷榨干了全天下的百姓用以给辽军做军费，但女真人仍不断强大。

辽军的战斗力和忠心程度由此受到质疑，再加上明朝末年投靠女真的辽人数不胜数，他们因此背上了卖国贼、汉奸的罪名。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明朝晚期，辽东地区的百姓与朝廷几乎处于对立的关系，天启年间的山西道御史毕佐周将辽人对朝廷的不满总结为“四大恨”：

“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这四大恨并非子虚乌有，明朝统治者对于辽东地区的统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朝廷派遣的官员，给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以万历年间的高淮为例，他是明神宗时期的宦官，奉命到辽东地区开矿、征税。辽东地产丰富，土地肥沃，但百姓不仅没有受益，还因此成为搜刮的对象。朝廷指定的赋税本来就很高，以高淮为代表的官员们还借此横征暴敛，压榨百姓。

在辽东官员的层层剥削下，辽人几乎家家破产，但他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为官府挖矿，即使惨死其中也领不到任何抚恤金。

而且，辽东是明朝的边关，居住的汉族以军户及其家属为主，他们不仅要交钱，还要在战事来临时冲在第一线。由于军户们在盘剥下已经破产，所以他们需要卖儿鬻女来换取一把刀上阵，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死罪。

高淮还将手伸进了军营，他克扣军饷，凌辱下级军官和士兵，只要有人稍抱怨几句，就会被他活活打死。高淮的暴行导致辽东出现两次兵变，士兵聚众哗变，“誓食淮肉”，吓得高淮逃入关内，并对辽军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高淮乱辽是当时朝廷和辽人关系的写照，剥削百姓的不只是高淮，不论是李成梁还是后来的官员，只要他们主宰辽东，当地的百姓总要遭难。

辽人流传着许多民谣，比如“二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这些民谣充分体现了明朝晚期辽人的苦难和对于朝廷的怨气。

朝廷中并非没有官员认识到这一点，李化龙目睹高淮乱辽后惊呼“淮去则辽安、淮在则辽亡。京师去辽才七百里、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皇明經世文編》）

皇帝的耳边自然不缺乏这种声音，可是皇帝本人对于这件事却显露出十分冷漠的态度，以至于辽东的局势愈发糜烂。

与明朝朝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真人努尔哈赤的求贤若渴。对于辽人，努尔哈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专门开辟一地，给投奔自己的辽人居住，并给予他们丰厚的条件。

投奔女真是数典忘祖的行为，但对于灾年就只能易子而食的辽人们来说，到女真人那里至少可以活命。所以，明朝晚期兴起一股向女真地盘迁徙的浪潮，辽人中有一首民谣：“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开原一带的辽人纷纷举家逃亡，隆庆年间“开原额设兵马五千，逃亡大半”，万历年间则辽东全镇“军民逃亡者半”。《酌中志》记载辽东“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

努尔哈赤不仅得到了大量的壮劳力人口，还获取了一批工匠，在他们的帮助下，女真人的冶铁技术有了巨大的突破，到明朝末年时，女真军队的装备已经超过了明军。

天启年间，辽东经略熊廷弼曾愤怒的指责辽人说：“况辽人浸染胡俗，气习相类。贼杀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贼遣为奸细，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臣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

站在熊廷弼的立场上可以理解他的愤怒，然而他没有弄清楚先后次序，正是因为明朝晚期朝廷对于辽人的盘剥和对于辽军的凌辱，才导致辽人和朝廷的对立。这些曾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军户们的后代宁愿去侍奉胡虏，也不愿意为朝廷卖命，其背后并非是没有理由的。但凡有一条生路，辽人们也不会跑到白山黑水间艰难求生，更不会跑去给女真贵族们当奴隶。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曾打出“七大恨”的旗号，此举正是为了拉拢对明朝廷同样有着四大恨的辽人，他在攻打辽东前，还散布造反口号：“有房同住、有粮同食、有田同耕。”

其实，辽人本来是最恨蒙古人和女真人的，他们的祖辈饱受胡虏的侵略残杀，世代都有血仇，辽军们个个都是“性悍善骑射”“拼身殒命以与东夷作对之人”。可是，朝廷对辽人的剥削让他们走投无路，不得不投靠女真人。

所以，辽东战局失败的责任不能全归咎到辽人身上，朝廷对辽人的残暴统治，亦是其中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