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活出双倍的价值

本文转自：中国文化报

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

希望活出双倍的价值

本报记者 刘源隆

▲ 孙毓敏在《红娘》中的剧照 受访者供图

3月28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孙毓敏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一生经历不少坎坷的她始终乐观、积极地面对人生，对于诠释了无数知名舞台角色的她来说，舞台就是她的生命，她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已经活了两辈子，希望活出双倍的价值。”

把一切献给京剧

孙毓敏1940年出生于上海，8岁学戏，12岁考上戏校独自赴京学艺，毕业后被分到荀慧生剧团。因为孙毓敏聪明好学，荀慧生不但亲自指导她，还将为国庆10周年献礼排好的《荀灌娘》的演出机会让给她。在孙毓敏的回忆中，那段时光仿佛是一个金色的梦。

1966年，因意外脊柱和双脚受伤，孙毓敏的艺术生涯险些划上句号。然而，她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毅力坚持恢复训练。康复后，1979年，孙毓敏被分配到北京京剧院三团，重新回到舞台，此后，她坚持每年演出120场到160场，连续多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孙毓敏陆续排演、创作了《玉堂春》《红楼二尤》《红娘》《诓妻嫁妹》《金玉奴》《宋宫奇冤》《双玉缘》等剧目，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收获了一大批戏迷，不仅赢得了“活红娘”的美誉，还荣获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及梅兰芳金奖等多项大奖，并获得了“亚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奖”。与孙毓敏属荀派同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很是钦佩孙毓敏，直言“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京剧”。

1991年，孙毓敏回到培养自己的母校，担任当时北京戏曲艺术学校的校长。从舞台到讲台，孙毓敏始终在她的艺术世界里探索，并将她的收获倾囊相授，不余遗力地在戏曲人才培养上下功夫。

做“孩子王”与“花子头”的岁月

作为校长，孙毓敏大胆提出“开门办学，请名家授课”的教学模式，请京剧各行当的大家为学生授课，让学生接受最前沿的教育理念。她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学校的硬件问题，让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拥有了一座6层高的排练楼，成为全国省级同类戏校中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被誉为京剧人才的摇篮，并于2002年升格为具有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资格的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也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艺术类高职院校。

孙毓敏生前回忆，当校长是一段既做“孩子王”又做“花子头”的岁月，她不得不“四处求人，要钱、要资源”，甚至为了解决学校经费，还得“哭着要钱”。她说：“为了筹钱买两辆接送年迈老师的汽车，我找到了当时的主管领导，人家倒也没有为难，很痛快就答应了。我特别感动，就想着给人清唱一段表达感谢。”孙毓敏带着录音机，放上伴奏带，放开嗓子为领导演唱。孙毓敏回忆：“那个领导很感动，说：‘您比我年纪还要大很多，怎么能让您为我唱，真是不敢当。’‘您太不容易了，都是为了学校……’这些话触动了我，眼泪当时就落了下来。为了办学，一笔一笔经费就是这样要回来的，回想起来真不容易。”

孙毓敏被公认为一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校长。她发掘了著名的“四小须生”穆宇、马超博、陆地园、由奇，为他们安排了许多演出，使这4位少年火遍了大江南北；她与知名企业合作举办的“海峡两岸五戏校京剧大赛”成为梨园盛事；她与法国导演合作，以“将京剧课堂搬到舞台上”的形式向外国人普及京剧知识，首推的《京剧第一课》在法国及欧洲各国演出大获成功，开启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与国外机构长达10年的合作。

为京剧操碎了心

孙毓敏在舞台和戏曲人才培养上的倾情付出，得到了业内同行和广大观众的广泛赞誉，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她生前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担任了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北京剧协副主席等职，并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退休后的孙毓敏仍然关心着京剧事业的发展、京剧人才的培养和国粹艺术的传承，兼任着多所大学和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她曾多次说：“我要奋斗到最后一分钟，这是我每天醒来发自内心的真实愿望。”

孙毓敏的徒弟、上海京剧院演员李文文回忆：“师父直来直去，非常爽朗。她是名角，是戏校校长，但她凡事都亲力亲为，为京剧艺术的发展操碎了心。”李文文眼中的孙毓敏，是全身心扑在京剧艺术上的恩师，“除了与戏相关的事，我们不敢随便找她，怕她批评浪费时间。”戏曲之外，孙毓敏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作。早年间她曾听人调侃“京剧演员没文化”，因而，她下决心读书写作，也由此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并出版了近20本著作，包括自传、艺术评论、艺术研究、杂文集锦等。

孙毓敏的杂文集锦囊括了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悟。她曾说：“张中行先生曾经鼓励过我，他说写文章就是写话，你想说什么，把它写下来就是文章。我写的书最大的可取之处就在于真实，因为我想起什么都可以说。”

“我名片最后一行署的是北京作协会员，因此，总有人问我最近写了什么，发表在哪里。”孙毓敏生前说，她每天早上都会给自己一个小时的写作时间，“有灵感就多写，没灵感就少写，我的书就是这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