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明代中期的杰出军事统帅与政治家

王越（1426-1498）,字世昌，直隶大名府浚县（现河南浚县）人。生于明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初五日，卒于弘治十一年（1498）十二月初一日，终年七十三岁。朝鲜使臣李坡评价他：不厉而威，真君子人也。

年少聪颖

他的祖籍在山西清源县，五世祖显道，为元金牌千户，元末之乱，徙居河南卫辉府淇县，后有分支迁至今浚县钜桥镇冈坡村。其祖其父均为阴阳训术，是县级政府底层官员。阴阳训术为明代特有官职，明洪武十七年设阴阳学官，凡天文、占候、星卜、相宅、选日之类，悉归阴阳学官职责，府州均有相应职官，县则称训术。

王越之父王颐为浚县阴阳训术时，曾为大伾山龙洞所建祠篆额，此后王越家族后代多有以阴阳训术为业者，可谓是阴阳先生世家。王越初名王悦，幼时即聪颖超人。浚县档案馆藏《黎阳王氏家谱》及王越曾孙王绍雍编《王越年谱》中均有记载。王越十岁之时，父亲王颐为其扶乩。

扶乩亦称“降鸾”又名“开沙”一般人则名之曰“邀仙”，浚县民间当今还有此类占卜之术。其《年谱》谓“关武安王降笔时，供五香酒。王出对云：‘两手搦来五香酒，一吸三杯。’公即对云：‘九天降下一元帅，千变万化。’又降诗，末句云：‘乌台御史都堂职，守己存心乐圣朝。’公初名悦，王又降笔改云：‘喜悦之悦不若超越之越，字世昌。’其名皆神所明云。”

又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记其幼时颖敏，早有大志,谓：“浚城威宁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岁，值县丁祭。笼兔者因窥兔，兔逸。时越称神童，县官责以诗。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广寒，甚弗遣迹到人间。殷勤寄于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这些记载许有夸张附会之词，但也很能从侧面说明王越少时颖悟。

王越曾到豫北著名的辉县百泉书院读书。经数年磨砺，后终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王越登进士当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第二年曾巡按四川。年谱谓其“惊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英发，见事风生，众皆敬服。这期间，王越还曾到陕西巡视，至景泰四年（1453），王越父丧，在没有经过批准，也没有交代下任的情况下，王越径直回家乡奔丧，到原籍守制。

三年服满后起复为山东道监察御史。当时左都御史为寇深，驭下严急，但对王越才干却十分器重欣赏，“凡诸道奏牍必令详定，方当其意。”至景泰八年（即英宗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这位重新上台的皇帝，因曾经历蒙羞被俘的生活达一年之久，更因西北蒙古的巨大压力，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遴选。

就在复辟的当年，已经注意到王越的磊落不群之才，《续藏书》等文献多记载：“英宗复辟日，视朝，睹越进止奏对，数目属之。”此后王越超擢为山东按察使，很快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这和英宗的看重有很大关系。天顺四年（1460），王越超擢山东按察使，在任三年。

王越在山东任职共计七年有余，正值曾任内阁学士的徐彬（字道中）赋闲在家，其子许节之任孔庙奎文阁典籍，王越与许氏父子交游甚多，酬唱吟咏，并和许彬同登泰山。可以说许彬对入仕初期的王越影响较大。《明史》谓许彬“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择人，一时浮荡士多出其门。”

所谓浮荡士，或即指徐有贞、王越等，但二人最后都以文臣而封爵，在明代中期建立功业。许彬深沉有谋略，英宗南宫复辟，向石亨推荐徐有贞：“此不世功也。彬老矣，无能为。徐元玉善奇策，盍与图之。”这很能见许彬的性格特征。

亦可谓许彬独具慧眼，早识英才。此后，王越在西北抗击蒙元时曾对韩范二人深入研究，一生亦始终以范仲淹、韩琦为楷模。其在山东七年，和此后同朝为官的山东人刘珝、尹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天顺七年（1463），山西大同遭蒙元部落多次侵袭，时巡抚韩雍调宣府巡抚。

吏部举人多不称旨，最后王越胜出。对此次荐举，《明史》王越本传及很多史料多有记载。李贽《续藏书》记载较为生动，谓：“寻大同有虏警，当置巡抚。上喟然曰：‘安得如韩雍者而任之’。时雍已抚宣府，吏部乃请征越。召见便殿，越故伟服而短其袂。上熟视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将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

征战西北

王越之被召征战西北，除其本人的才干外，主要靠当时首辅李贤的举荐。自此，王越逐渐成为西北战场著名统帅，“三任参赞，两膺总督。”其间取得红盐池大捷，柏油川大捷等诸多对蒙古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成化十六年（1480），王越率部长途奔袭蒙古部落后方基地威宁海，以大捷闻。

王越被封威宁伯，给铁券。其诰券内即有：“或抚临云内，或总镇关西。在边来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与贼攻战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在当时，评价不可谓不高。此时，王越兼任兵部尚书，掌都察院，总五军营兵，署前军都督府事，提督团营。达到其权力的顶峰。

成化十九年（1483），内阁大学士万安，忌王越功名太盛，以王越生事夷狄，作诗怨望，罢其为民，谪居湖北安陆闲居六年。至弘治改元，王越多次申诉，方诏准还浚，居家十年。其间弘治七年（1494），王越已是六十九岁，复诏准以左都御史致仕。

弘治十年（1497），时蒙古部落再次侵扰陕西等地，兵部言宜得重臣总制甘肃宁夏延绥军务，只得再起王越，此时的王越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王越故伎重演，率兵直取贺兰山后蒙古后方基地，取得大捷。此时哈密为吐鲁番所破，朝廷令王越经略哈密，在事情几乎将要取得成功之际，京城太监李广事败自杀。“言者皆首攻越。上虽雅重之，不为报。而越坐忧悴病剧，遂卒。”

其西北军事活动影响

明朝中期，社会政局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交相激化。成化、弘治两朝，王越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潮流。

在抗击蒙古入侵等一系列活动中取得较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边防废弛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西北边疆的防御能力，并有效地遏制了西北蒙古民族的侵犯。得到了朝廷与世人的充分肯定与认可。

弘治、正德时的吏部尚书屠滽曾赞王越：

“其风姿也，燕颔虎头；其文采也，锦心绣腹；其才气也，海涨江奔；其胆略也，雷厉风肃……与世若公者，几何人哉？功在社稷，而时为佯狂以混俗；名满海宇，而时为收敛若拘蹙。及其慷慨论事，启谈天之口；指挥三军，跃蹑鳌之足。以摧奸而必欲断其头，以靖寇而必欲食其肉，则万夫莫敢于抗锋，九牛仅胜乎一掬。于乎，豪杰之士如公者，举世能几何人哉？”

王越的一生是丰富多彩可圈可点之处颇多的。从成化年间至弘治年间，王越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独当一面，活跃在明中期军事、政治舞台的前沿。尽管这期间他遭遇过仕途上起落的坎坷风险，但他始终以安邦抚民为己任，把自己的青壮年乃至暮年的余力都献给了明中期的政治事业，在缓和当时社会矛盾、挽救和巩固明朝封建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