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塞屠戮山东：济南惨案的历史背景

公元1639年，清兵第四次入塞，杀入山东境内，经过激战攻破了首府济南。清兵在济南进行了大肆抢掠的同时，又残暴地屠杀当地百姓，至少有十三万济南军民惨死在这场劫难之中。这堪称是济南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幕。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一）

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绕过宁锦防线，改为从燕山一带翻越长城进入明朝境内作战，结果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从此以后，尝到甜头的清军就多次从这条路南下，深入到明朝的腹地进行抢掠，每次都获益匪浅。

按照常理说，清军以一支偏师孤军深入，在明朝腹地作战，其实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但是，由于明军的无能，特别是崇祯皇帝的愚蠢部署，结果导致清军每次都轻易得手，如入无人之境。

崇祯皇帝从1629年清军第一次入塞开始就被吓破了胆，每逢清军入塞，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保证北京的安全，也就是保证他自己的安全，至于其他的事情他都无暇顾及。

因此，当清军入塞之时，明军的主力总是猬集在北京周围，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姿态，坐等清军上门。清军向其他方向机动作战，明军也不会主动出击，依旧还是缩在北京附近不敢露头。这样一来，清军虽然不能直接攻击北京，但是对于其他方向的作战却是如鱼得水、唾手可得。

1638年秋，皇太极命令清军第四次入塞作战。这一次，清军兵分两路，左路由多尔衮为主帅，豪格、阿巴泰为辅；右路由岳讬为主帅，杜度为辅。其总兵力按照清军方面自我吹嘘的数目超过十万，但是估计实际也就是两万人上下。

农历九月底，两支部队分别由墙子岭、青山关两地越过长城进入关内，随后向着北京推进，很快就打到了通州附近。

面对着清军的进犯，崇祯皇帝手忙脚乱地调集各路兵马勤王，还是像以前一样把主力部队调到北京附近被动防御。

当时的山西、宣大总督卢象升主张主动出击，用夜袭的方式击败清军。但是实际主事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监军太监高起潜都已经摸透了崇祯的脾气，知道皇帝的真实意图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北京，其他的事情一律免谈。所以杨、高二人也就不敢节外生枝地考虑什么出击的问题，以免自己落得像袁崇焕那样的下场，对卢象升的作战计划他们两个都漠然视之。

卢象升不仅得不到杨嗣昌与高起潜的配合，而且还不断遭到这两个人的拆台。由于彼此有隙，所以杨嗣昌就用各种借口把卢象升麾下的部队调走，结果卢象升直接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了不到一万人。

十二月十二日，卢象升在河北巨鹿县贾庄遭到清军优势兵力包围。经过一天的激战，卢象升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力战而死。

此前，在十一月，清军攻克了河北高阳。明朝的著名元老、曾经担任辽东督师的孙承宗退休后在这里养老。面对着清军的进攻，孙承宗率全家奋起抵抗。城破后，孙承宗被俘，依然破口大骂清军，结果被清军用弓弦勒死。他的全家七十余口都在战斗中阵亡。

（二）

接连不断的胜利让多尔衮和岳讬信心爆棚，决心进一步扩大战果。此前，清军在入塞后只是在北京附近打转转，这一次多尔衮和岳讬决心更加坚决地深入明朝的腹地，进入山东省境内作战。

山东省内兵力空虚，山东巡抚颜继祖又按照杨嗣昌的布置，率领三千主力部队到德州堵截清兵。然而，清军并没有去打德州，而是绕过这里，直扑省城济南。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军杀到了济南城下。

此时，在济南城中，只有五百老弱乡兵，另外还有七百名从莱州赶来的援兵。济南城自从明初的靖难之役以后，二百多年没有经历战火，战备基本废弛。城墙年久失修，连北京附近的县城都不如。城中的军用物资严重不足，而且还被颜继祖带走了不少，可以说济南城已经处于必然失陷的境地了。

在此危急时刻，山东巡按宋学朱被同僚们推举主事，宋学朱当仁不让地站出来主持大局，其余的很多官员包括山东布政使张秉文、按察使周之训、督学翁鸿业，济南知府苟好善、历城知县韩承宣等人都表现得非常勇敢。济南也有许多平民百姓自告奋勇地站出来，组成民团，积极参战。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激烈的济南保卫战就打响了。

清军蜂拥着向济南城头发起了进攻。城中的军民拼死抵抗，羽箭、砖石雨点一般砸下去，清军伤亡不少，一时难以得手。

巡按宋学朱在城头往来奔驰，亲自指挥作战。接连数日，他衣不解带，人不下城，一头黑发很快就变白了。在他的指挥，济南军民多次打退了清军的进攻。

其他的官员也基本都和宋学朱一样，坚持战斗在城头，与军民们一起抗敌。

城中的百姓也都积极参战，西关的回民组成回民营坚守西关城墙，城里的举人秀才此时大都投笔从戎，参加战斗。济南的明朝宗室也表现得很出色，德王朱由枢派自己的仪宾（亲王之婿当时称仪宾）陈凤仪率王府卫兵镇守东门。宁海郡王朱常沺更是亲自上阵，直接参战。

在激战的同时，宋学朱、张秉文也派人出去求援。不过，并无援兵到达。监军太监高起潜指挥的一支关宁铁骑部队就在山东临清，但是却坐视不理，无动于衷。山东巡抚颜继祖守在德州也是观望不前，根本就没有解救济南的意思。

在这样的形势下，济南的局面就变得恶化了，再也难以坚守下去了。

（三）

济南的军民虽然英勇，但是普遍缺乏作战经验，从上到下基本都没有打过仗，与清军远不能相比。

济南本来就缺少羽箭、火药等作战物资，滚木礌石之类东西也准备得不足。济南军民在战斗中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随随便便地放炮射箭，虽然声势很大，能够打退清军的进攻，但是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了。

1639年正月初二，济南保卫战的第九天，清军再一次发起了猛烈进攻。他们顶着盾牌和门板，架起上百架云梯，蜂拥地冲向城墙。

由于城上矢石耗尽，补充得不及时，结果西北处的城墙首先失守。山东巡按宋学朱正好就坚守在这里，他见敌军冲上城头，就勇敢拿起武器率众与清军肉搏。激战中，宋学朱的面部被砍伤，最终被俘，被俘后他依然破口大骂，宁死不屈。清军将他杀害，还把他的尸体悬挂在城楼上，最后又放火把城楼烧毁。

按察使周之训也和宋学朱一起战死。

布政使张秉文率领残兵与清军拼死巷战，最终身亡。张秉文的夫人在府中一开始听到家丁禀报说：“老爷已经逃走了。”张夫人怒叱道：“胡说，老爷不是那样的人！”过了一会儿，又有家丁禀报说：“老爷已经殉国。”张夫人说道：“这才是真的。老爷已经殉国，我要随他而去。”随后她对张秉文的妾陈氏说道：“我走后，家里一切由你照料。”陈氏说：“我要与你同死。”于是，妻妾二人离开官署，双双投大明湖而死。

张秉文有一个侄子叫张英，张英在清朝康熙年间做了大官，而张英的儿子更是不得了，他便是清代的三朝元老、位极人臣的张廷玉。张廷玉日后主持编写《明史》，却也不知他编写到济南之战这一章时是何心情。

城破之后，济南的军民继续与清军巷战。督学翁鸿业、参政邓谦、济南知府苟好善、历城知县韩承宣以及宁海郡王朱常沺、德王仪宾陈凤仪等人都在巷战中身亡。后来，济南人为巡按宋学朱与历城知县韩承宣修建了一处双忠祠。康熙年间，又在双忠祠附近挖出一股泉水，于是这处泉水就被命名为“双忠泉”。双忠泉也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

济南的平民百姓战死者也非常多。西关回民营二百多回民全部战死，济南城内352名秀才战死。济南的妇女为了免遭污辱，纷纷投入大明湖自尽，或是悬梁投井而死，全城死难的妇女也有数万人。

战斗结束后，清军为了报复，在济南城内开始疯狂的大屠杀，无数济南百姓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下。事后，山东地方官员向明廷奏报称，他们收敛的尸体就有十三万具之多，而他们收尸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了。真正被屠杀的人数肯定是超过了十三万，大约有几十万人，实际数字已经无法知晓了。

清军攻克济南后不过一周左右，清军的统帅之一、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之子、克勤郡王岳讬就一命呜呼了。按照清朝官方的说法是，岳讬是在济南染上天花而死。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要知道，天花是一种只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非常容易出现大面积的人员死亡。但是，除了岳讬的死，并没有记载证实清军还有其他的人员死于天花。天花病毒只杀死岳讬一人的可能性极低。

因此，岳讬会不会是在战斗中负伤，因伤口感染而死呢？这个只能存疑了。

（四）

清军攻克济南之后，大模大样地在济南一直驻扎到三月份。无能的明军根本就不敢发起反击，只是远远地观望。

清军在济南一边休整，一边派兵到附近的州县抢掠，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掠夺了大批的人口、牲畜和财物。只是在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由于县令邢国玺率众坚决抵抗，没有被攻破城池。

到了三月，清军终于离开济南，带着掳掠来的四十六万人、十七万头牲畜、上百万两金银，以及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等人大摇大摆地北返。沿途明军不敢拦截，只是尾随送行。就连以善战闻名的孙传庭都不敢贸然出击，结果事后孙传庭被崇祯下狱治罪。清军十分轻松地再次通过青山关长城返回。

在崇祯年间，清军一共五次入塞，深入明朝腹地作战，每次都满载而归、损失甚微。明朝方面则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暴露了极度虚弱无能的本质。正是由于明王朝的无能，这才造成了济南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