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黄金荣为何依然选择留居上海

黄金荣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可谓恶贯满盈。

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

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在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却出人意料地选择留居上海。

并且，在他留居上海后，也并没有受到政府的严厉制裁，反而是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为了表示认罪，他也只是偶尔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一下劳动改造而已。

深居简出的他，生活依然悠闲，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得说是上海解放后，政府给他的“三条评估”救了他。

上海解放那一年，82岁的黄金荣选择留了下来。

他为什么要选择留下来呢？

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此时的黄金荣似乎已经看透了一切，好似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其实不然，这是他的惯用伎俩，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

当年“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其他青帮大佬都急着从上海往外跑，比如杜月笙跑去了香，港，而张啸林干脆做了汉奸，结果呢，被人一枪打死。

惟有黄金荣呆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都没把他怎么样。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被蒋经国“打虎拍蝇”，而黄金荣呢，又是安然无恙。

甚至在1947年他80岁大寿时，蒋介石还特地来到黄家花园给他祝寿，期间还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

而这次，国民党败退上海后，他依然用这招“以不变应万变”想要侥幸逃过此劫，为此他还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

当时，已经到达香，港的杜月笙专门从香，港给他来信，要他赶快去上海，可他就是不去。

其实，此时的黄金荣心里已经有底，他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

因为他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在解放前夕曾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的工作，争取他留在上海，将功赎罪。

因为如果黄金荣留下，将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

当时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

之后，杨虎还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他，要他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

章士钊的夫人也带来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

此时的黄金荣瞻前顾后，经过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400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以此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

同时他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

紧接着，他又命人将黄家花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面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

要知道，在八年抗战中，为了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他还专门将这块圈额深埋于地下。

可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赋罪者从宽”的政策，以此来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

而对黄金荣本人，政府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就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可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抓不杀黄金荣，很想不通，纷纷给有关部门写信，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黄金荣。

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当时，有关黄金荣的工作，当时主要由潘汉年负责领导，在潘汉年的指示下，军管会还专门委派军事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

当两辆吉普车来到钧培里黄宅后，随即向黄金荣宣布了政策，此时的黄金荣身穿白色纺绸褂，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着，他见政府不逮捕他，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

之后他一再表示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此时的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囔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

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宣，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

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此时的他显得那么的不知所措。

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金荣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

此时的黄金荣除了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之外，就是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置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金荣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整天忧心忡忡。

随着运动的深入，他的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盛丕华、市政协副秘书长梅达君和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方行三位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金荣的情绪，使他不致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

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同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让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

为什么要别人代笔呢？

这是因为黄金荣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

龚天健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金荣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悔过书”全文内容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据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循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黄金荣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在陈翊庭的陪同下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

训话毕，他们退出下楼后，陈翊庭忽然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金荣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可等到陈翊庭再次下楼时，去发现黄金荣已不见了，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

原来，黄金荣恐生变故，急不可待地独自一人回去了。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对此更是惊恐万分。

他紧闭大门，整日里提心吊胆，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坐在太师椅上的他，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

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水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当天上午就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金荣死后的报告显示：

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廿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夫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会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十七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廿二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十七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