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夜再长 终见流光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黄西蒙

《北京流光》黄西蒙 译林出版社

2015年，与很多刚刚离开校园的年轻人一样，我也踏上了北漂之路。对我而言，与其说北漂是一种现实生活状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个人成长路径的变化，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青年群体面前，看似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跌宕，才构成了浮生尘世的复杂面貌。

彼时，作为身处其中的90后，我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能否以我之笔，讲述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故事呢？尤其是那些被贴上简单标签的、缺乏外界关怀的、在人生局限与生活困境中挣扎的小人物，我渴望为他们树碑立传，让深埋于地下的枯骨，绽放生命的华彩，让暗夜中的独行者，点燃心中的炽热。他们或许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饱尝漫长通勤之苦的候鸟，或许是在未名湖畔苦苦寻觅前程的考研学子，或许是在无数个寒夜里失眠的空巢青年……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每个人，或许也是我们自己。

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现实，我逐渐意识到，文学绝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刻，也不是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要想以文学笔法书写现实，就要区别于社会学或新闻写作。它是关注现实的，却也需要纯文学上的呈现，比起很多先锋叙事中常见的“轻盈美”，我在创作中尝试追求更多“重力感”。群像书写与现实主义笔法，或许是书写城市现代性的合适路径。

因此，从设置情节与人物之初，我便拟定了一个清晰的叙事结构：每篇最后登场的人物，是下一章故事的角色，由此循环往复。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每个人也都是故事的旁观者，我们在北京互不熟悉，却又彼此相关——不同个体之间的命运相互关联，但个体却又是十分孤独的，正是现代性的症候。他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感，自我与自我之间矛盾，相互缠绕在一起，变得含糊不清，甚至让人产生心灵的焦灼。因此，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创作理念：在书写“直逼当下”的现实故事时，既需要直面内心的勇气，更需要将自我客体化的能力，至于书写他者的同理心与构建叙事空间的逻辑感，同样在创作中不可或缺。

于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北京流光》从2018年开始在“豆瓣阅读”连载，至今已有4年。与电子版的书名不同，今年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纸质书时，增加了一个更有辨识度的副标题：《北漂青年故事集》。尽管纯文学作品拥有副标题，是个颇为吊诡的事，但从便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更加具象化的描述。或许身处北京的年轻人，甚至在大城市漂泊与生活的人们，会从中获取某种精神上的共鸣与情感上的慰藉。

我在创作中，不时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远方与他者，距离我并不遥远。我一边在文学丛林中跋涉着，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变化：跃入视野的飞鸟与游鱼，都是让人亲昵的生灵，而那些随风摇曳的野草，静静流淌的溪流，都是引人遐思的风景。这些生灵与风景，可能是在压抑与苦闷中走向疯癫的“地下室人”，可能是在“996”式 繁 重 工 作 中 挣 扎 的“ 打 工人”……我在书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现实中，并没有某个人可以与小说角色“对号入座”，但这些形象的底色，却沾染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

《北京流光》中的人物与故事都是虚构的，我希望让虚构呈现出极强的真实性，因此，在逻辑构建与细节设置上，便追求高度写实，进而让小说更有可读性。甚至有读者看后，误以为这是一本纪实文学或非虚构作品，还有人想到生活中的种种人物，在小说中都曾相继登场。当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变得模糊时，虚构便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我对自我与外界的精神投影，尽管其中多数角色，并没有现实原型——我与每个角色都有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却不可能真正主宰他们的命运。

我在现实主义的深渊里越潜越深，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合理的观念，渐渐浮出水面：当一个人物角色被作家创作出来后，或许作家就无法掌控他了。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需要符合他自己的成长逻辑，角色需要与他所在的世界相匹配，进而从作家的设计中逃逸。而那种非要给人物或情节“硬设计”的做法，甚至试图通过小说“强推”某种鸡汤式价值观的行为，则是反文学的。

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我在创作中格外警惕对笔下人物过度“干涉”——尽管他们是由我创造的，但随着叙事的深入，他们到底走向何方，则不再由我决定。我会做一个现实推演：如果这样的人物出现在现实中，会如何生活，会有何种苦乐，然后再把这些现实的苦涩灌入文本，将诸多无解的迷思，抛入我的文学世界。我不会给读者提供什么答案，或者说，我也只能去观察、思考与提问，进而与读者共同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篇幅、题材等因素，纸质版《北京流光》是豆瓣电子版的删减版，大概删掉了三分之一的内容。另外，我最初在豆瓣上发表《北京流光》时，书名是《一百种北京》，是真的打算写一百章，但我渐渐发现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便产生了创作“三部曲”的想法。《北京流光》正是第一部，“流光”有青春光阴流逝之义，也有城市流光溢彩之感，是具象表达，也是现实隐喻。希望这部作品，可以给读者朋友提供新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