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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方兴东、蒋涛
整理 | 金琳
出品 | CSDN(ID:CSDNnews)
中国的操作系统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操作系统的研发。然而,由于技术水平和经验不足,发展一直较为缓慢。近年来,中美科技战的持续拉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操作系统的发展,中国的操作系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一些特定领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在当今的科技领域,软件开发从业人员对操作系统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历程,成为了国人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
CSDN 《开谈》栏目日前邀请到了浙大求是特聘教授、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双聘教授方兴东与 CSDN 创始人&董事长、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副主席蒋涛一起探讨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历程,并围绕操作系统的演进历程、欧拉背后的故事、国产操作系统的未来方向深入探讨,分享独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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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操作系统突围的“四代”
蒋涛:谈到国产操作系统突围之旅幕后的故事,不妨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几代操作系统。
方兴东:从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涌现出一系列操作系统,如 CCDOS、UCDOS 汉字系统、中文之星等。除了鲍岳桥之外,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一批操作系统的开发?
蒋涛:CCDOS 的严援朝、中国龙汉字系统的简晶都是首批投身于操作系统建设的人,但最流行的后来是鲍岳桥的 UCDOS。在 Windows 时代,王志东做了一款中文化的操作系统——中文之星,它的目标是将操作系统、应用软件以及用户界面本土化,使其适应国内用户的需求。
以上操作系统基本可以视为国内第一代操作系统,时间定格在 1995、1996 年。
这一代实际上类似于对操作系统的汉化,将底层操作系统转变为中文界面和中文应用,属于应用型的第一代。
然而,当时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仍然巨大。美国在开发 Windows95 时动用了上千名工程师,而我们当时最大的软件公司,比如王志东的公司,可能只有 20 名工程师左右。
方兴东:那么第二代就是基于 Linux 内核开发的操作系统了,主要集中在 90 年代后期。
蒋涛:对!2000 年左右,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Linux 进入中国,紧接着诞生了红旗 Linux、TurboLinux、即时 Linux 等系统。
不过,那时候因为 Linux 刚出来,像红帽等系统在美国发展,SUSE 在欧洲发展,可是这一代在中国市场中没有跑起来,只有红旗 Linux 团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代也是真正开始去推动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我记得当时还成立一个叫共创软件联盟的协会,从北京开始推动开源和国产替代。在那个时候,大家同样也极为关注芯片。
第二代操作系统基本上折戟沉沙,但还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随后,进入第三代,现在被称为信创软件的浪潮,涌现了一些项目,比如麒麟和统信。
方兴东:统信之前叫深度(Deepin),其创始人刘闻欢在武汉。
蒋涛:当时也很难,刘闻欢的公司那时也是不到 100 人。
彼时国家提出要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于是就去做调研,首先涉足的是麒麟和中标麒麟,后来这两家合并了,也有上千人。
随后进行调查发现,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深度规模只有不到 100 人,显然难以承担操作系统研发的任务。好在后来诚迈科技投了它,帮助其规模扩张到快 1000 人,可见操作系统是一个很大的投入。
第三代操作系统有了信创的支持,所以现在麒麟和统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
回顾完这几代操作系统,今天我们也想重点讲讲欧拉,它被认为是第四代。那么,它与前三代有什么不同?我看你在新书《欧拉崛起》说了这么一句话:「伟大不能被规划出来,但是伟大可以被打出来。」
方兴东:是的,伟大不能被规划出来,但是可以被打出来。欧拉能有今天,还是和科技战息息相关,有些伟大的事情没有被逼到绝路是不可能发生的。
欧拉的诞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规划要做一个厉害的或者是全世界顶尖的操作系统,它不是这么产生的。我虽然跟华为相交已久,但实际上我也只有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深入到华为内部了,才真正了解华为。
在写《欧拉崛起》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在中关村过去将近 30 年干的事情,只算是高科技周边或者高科技商业,没有深入到高科技的核心。你只有看了华为做欧拉,包括华为接下来的几款芯片的研发,会觉得这才是真正进入到高科技的核心。原来我们的弹药根本就没有钻到核心去,还是浅层次的。包括刚才说的前三代做操作系统。真正要把操作系统做成功,根技术要打透,投入不突破临界点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华为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过去二三十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为什么今天的华为有这么大的体量,还以 25% 的研发投入做高科技?我们所谓的高科技公司,真正以 10% 以上的研发投入长期坚持的能有多少?可能除了华为就没了。所以,欧拉对大家的启发就是真正做高科技的模式。
之前有读者问我:华为可不可以复制?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说起来好像很难做到,但实际上很简单。华为的模式跟硅谷的模式是一脉相承的。高科技是大比例地投入研发,这是做高科技的基本。但是我们中国的高科技,实际上大家过去做的时候都是以低投入来做的,肯定是没有捅到核心。因此,我觉得欧拉的崛起不是偶然,虽然它是危机驱动的,如果没有“科技战”,可能到现在也不会开源,但是它在开源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版本了,华为已经投入了十几年,投入了巨额经费,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过程还是围绕高科技的一些基本规律,可能我们今天才感受到。
蒋涛:所以说欧拉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华为公司基因与其他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从《欧拉崛起:从华为走向世界》的书里看到华为对它的规划实际上从 2010 年就开始了,华为当时已经在通讯上赚了很多钱,为什么这个公司会想到去做根技术,其实那时候华为的投入没有那么大,但他投入了。
方兴东:如果不进入 IT 行业,不做准备,未来 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守不住的。而要做 IT,如果不搞芯片,不搞操作系统,不掌握核心的地方,主动权永远在人家手里头,守你也是守不住的。
那时候华为也只有一个朦胧的战略感觉,知道要做,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未来商业模式怎么发展,在公司里有多重要他们是不清楚的。对华为来说,认准的东西它就会一直不断地投入。写这本书必须得挖清楚欧拉的源头,很多相关人员虽然已经离开了华为,但我都找到他们做了深度访谈。
“欧拉模式”启示录
蒋涛:书里有提到,说华为强调技术研究人员最好的状态是工程商人对吧?
方兴东:对,华为还有一个说法,叫沿途下蛋。研发出来的技术或者产品要能落地,要有产品线能用上,给你买单。微软也面临这个问题,微软研究院投入了非常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研发,但是最后没有收获。
蒋涛:我觉得华为有很多自己的独到之处。方博这本书比较好的在于,它确实是深入底层,深入到内部,素材都是原汁原味儿。
方兴东:因为我访谈了所有关键人物。
蒋涛:其实欧拉并不是一个规划出来的产品。那个时候,华为发现了有一些系统实际上是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的。但是可以做点研究性的东西,作为备胎。华为可能是最有战略思维的一家公司。
方兴东:对,看华为现在的战略布局,如果说那时候华为没有准备好,那它根本就没法用了,它所有通讯设备都需要服务器,只要美国不给服务器、芯片的话,它就用不了。不过华为提前布局研发了,所以当华为被美国制裁的时候,鲲鹏刚好就顶上了。包括昇腾,现在目前唯一能跟英伟达匹配的就是它了。
这些战略布局只要稍微晚一年都可能不行。
蒋涛:书里也有提到,华为是 2010 年成立的欧拉部门。原来实际上它就是嵌入式系统要用到的 IT OS 操作系统,华为基于它成立了一个欧拉部。
方兴东:对,划分了七八个部门,整个布局规划在初期已经完整了。
蒋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的。这本书其实有很多秘密等着我们去挖掘,里面的料是很多的,都是一手信息。对于一件事情的成功,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他还是要聚集足够多的优秀人才。而且我觉得华为还有一个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全球化的。
方兴东:国产操作系统确实大家之前都在搞,但打法真的是穿透不了最底层,竞争力形不成。
蒋涛: 从华为全球找人才,把各路英雄人物都聚集起来,可以看出技术是有传承和积累的,不过有时候技术也需要一些英雄人物。但这些人物在华为里也是很难生存下来的,比如熊伟,为什么他能待下去?
看这本书我做了很多记录,书中有说到华为人的语言自成一派,看你说话输出的词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华为人,这有点类似意识形态或者说统一思想,但统一词语、行为、价值观是很难的,为什么华为人能做到?
方兴东:熊伟属于少数幸存者,很多人都幸存不下来。我认为华为的企业文化是从老板开始的,比如说目前的 IT 战略,徐直军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华为的决策层都是做技术出身,这种对技术的信仰是刻在华为骨子里,刻在基因里的。
在我看来,这也是华为区别于国内其他公司很大的不同。欧拉操作系统最早是用在华为的存储线落地,在地方先用然后再逐步完善推进,后来运用到他们自己的云上,欧拉在研发出来后,让它在应用中不断地迭代,形成正循环,如果没有这个持续十几年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欧拉今天是不可能脱颖而出的。
蒋涛:方博这本书,一是料比较厚,另一个是方博的洞察和视野有历史观。方博不仅梳理和记录了我们整个中国的 IT 史,而且还在全球范围内访谈了各种各样的公司。方博花了几年的时间深入华为采访,又花大功夫筛选素材,这本书肯定是有一些独到之处的。我觉得这本书中的很多素材和经验,实际上是值得很多公司去学习和借鉴的,这里头有很多经可以取。欧拉在发展过程中,一定经历过夭折或者被质疑、迷茫的阶段。
方兴东:欧拉早期,前面七八年都是比较难的。毕竟这个产品要做到什么程度没人知道;操作系统又没法直接产生很多收入,一开始肯定产品也不会太好。但最宝贵的恰恰就在这个阶段。所以我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写欧拉前期的发展。在华为只有一个模糊的战略思想的情况下,它是怎么把这个战略慢慢变成现实,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伟大的东西确实不是能规划出来的,但是它确实要有战略的洞察力。就拿开源来说,一开始华为也没搞过开源,于是就跟着微软、英特尔、Linaro 学习,还非常积极地加入全球各种跟开源有关的顶尖项目。欧拉在 2019 年宣布开源,已经吸引了上万名开发者去做贡献,可能是华为第一个真正在生态层面取得突破的。这也是欧拉对华为的意义之一。
生态的力量
蒋涛:欧拉构建的生态是指社区的生态还是伙伴的生态?
方兴东:我觉得都得有。毕竟做生态的话,首先你要让上下游都能获利,生态才能玩得起来。所以,欧拉选择开源,把所有源代码捐献出来,自己也不做发行版,把足够的利益让出来,现在国内的这些发行版本都是基于欧拉来做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操作系统过去 30 年都没有取得成功,一方面是跟投入直接相关,另外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最大的杀手,就是生态碎片化。当初基于 Linux 做操作系统的起码有十几个,信创也不少,各种版本,很多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现在数据库最典型,有几百个。而在我看来,中国操作系统最多只要一个,如果同时支持 5个、8 个那肯定全部完蛋。
蒋涛:2023 年欧拉新增市场份额有百分之三十几,下一步就是谋划怎么样在全球能够达到 30%,欧拉才算真正崛起。
方兴东:华为的做法和国内其他公司不一样,它天然为国际化做了准备。把它称为 14 亿的思维还是 80 亿的思维?而华为天然是 80 亿的思维,它的根据地一定是在中国,但华为整个人才、产品的布局,一定不是只为中国打造的,按照欧拉的打法,它一定会走上国际。
蒋涛:我觉得华为在做生态的过程中,自己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然,改变可能才刚开始,因为要转型成一个生态型公司,要从灵魂深处真正革命。
方兴东:是的。事实上,真的有很多公司因为华为得以融资上市,做大做强。这也是美国打压华为这么多年也没把它打死的原因之一。华为要重新走向世界的话,一定要依靠国内强大的生态,有众多的兄弟跟它一起,华为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生态型公司。
蒋涛:中国现在的体量和规模,也确实需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态了。特别是在软件技术或者核心技术领域,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态,否则受制于人。邬贺铨院士就说过:中国在操作系统上面临的问题比芯片更严峻。
方兴东:是的。有人说中美脱钩,中国会自己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从科技发展和市场规律来看,两个体系才是正常的,原来的单一体系才是不正常的。就比如苹果 iOS 和安卓,你说它们算脱钩吗?
肯定不是。
不同的市场也需要不同的产品,欧美和中国的中产阶级需求,与非洲贫困地区的需求肯定不一样。美国的体系不可能服务全球 80 亿人。所以,做另一个体系我们是有机会的。欧拉对中国 IT 业的意义,在我看来是一个里程碑,中国从“无根”到“有根”,这是一个分水岭。中国 IT 业以后可以分为欧拉鸿蒙之前和欧拉鸿蒙之后。
蒋涛:为什么操作系统难做?就刚才方博讲的这个事儿,它是一个生态,你想想安卓、iOS 上至少有 300 万个应用,每个应用背后都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仅是把这几百万个应用迁移到第三方系统上,背后工作量有多巨大可想而知。百万级应用,起码对应千万级的开发者。
所以说为什么生态很重要,它的竞争其实在这个层面就能体现,这也是生态一个很核心的价值。过去做 PC 就是微软+英特尔把利润全拿走,现在搞移动就是苹果+安卓,安卓收取的利润多到无法想象。
咱们的科技生态要成长,不止在国内,还要能够形成一个全球生态,我们才有未来,才有主导权。这也是《欧拉崛起:从华为走向世界》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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