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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类别:娱乐 发布时间:2023-07-13 12:54:00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冯祎

编辑/孙杨

近日,BBC最新纪录片《猎食者》揭露了已故日本演艺圈“教父”喜多川对其旗下艺人实施性虐待的秘闻,而相邻的韩国也曝光了多起令人震惊的娱乐圈性丑闻,再加上这几年中国偶像因“塌房”事件频发导致的集体陨落,东亚偶像也似乎陷入了某种口碑崩塌。但究其原因,因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日韩三国又有各自跳不出的困局。

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日本:慕强文化塑造出邪恶的“神”

“一部调查杰尼斯事务所创立者喜多川对所属艺人性虐待的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Predator: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即将播出”。

2023年2月底,BBC只发出这一句预告,便打开了日本娱乐圈的潘多拉魔盒。

生于1931年的Johnny喜多川是日本演艺圈“教父”,他创立的杰尼斯事务所,开创了日本艺能界偶像男团先河,也是东亚“爱豆”文化的缔造者。“偶像神话”木村拓哉、曾主宰亚洲娱乐圈的“王道偶像”龙泽秀明、扮演迪迦奥特曼的长野博、日版“道明寺”松本润……几乎在每个时期,杰尼斯都能产出一批在日本歌坛和戏剧圈引领热潮的男星及男团。

2019年喜多川因病去世,几乎所有日媒都用了大幅头版头条来报道此事,日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发去唁电,150余名明星在日本最大的音乐会会场东京巨蛋举办悼念音乐会,足见其在日本娱乐圈的地位之高。

然而BBC的这部纪录片,却揭开了这位“娱乐教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在59分钟的时长内,BBC采访了多位已退社的杰尼斯练习生,他们讲述了社内男艺人常年遭受前社长喜多川性侵的细节。由于杰尼斯是以打造养成系男团为主,招收的多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十三四岁男孩,在正式出道前,他们需要在社内接受各种培训。而喜多川则以“出道”为要挟,组建了自己的“后宫”。

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 1999年,日本媒体首次报道了喜多川的性侵丑闻。

其实,在日本,喜多川的特殊癖好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比起他的所作所为更令人震惊的是,似乎全日本都默许了这件事,既无人制裁,更无人在意:《文春》周刊的记者就曾报道过喜多川的恶行,比BBC这部纪录片早了24年。喜多川还因此将媒体告上法庭,可即便《文春》最终胜诉,这位业界大佬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在BBC的纪录片中,这种“宽容”也随处可见。比如有4名练习生明确表示,拒绝谴责喜多川的这种行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罪犯,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支持。你看,日本不但接受了他,还把他的生意捧到了顶峰。”纪录片中的一位受访者如是说;许多随机采访的路人也表示“无所谓”,有人直言用身体换取成名机会本就是等价交换,也有人毫不避讳地说,即便喜多川还在世,仍然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当练习生。

哪怕喜多川去世后,其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也几乎是正面形象。唯一涉及到的八卦,无非是遗产如何分配。是何原因让日本媒体和公众都在此事上“闭嘴”呢?

一是日本长久以来的慕强文化。作为东亚流行文化“教父”,喜多川拥有绝对话语权和垄断权。怀揣着明星梦的少年们,从挑选、培训,到出道、唱歌、拍戏,再到宣发、运营,全部可以在喜多川打造的高度工业化的偶像工厂自给自足。这样就决定了谁能出道、谁能走红,全部是喜多川操控的。这也间接控制了电视台的收视率、广告的投放偏好,甚至是政界关系的缔结。

加之,日本是全世界唯一承认黑社会合法性的国家,暴力团体与演艺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春》周刊的记者就曾遭受到日本黑社会的恐吓,被关进小黑屋长达50多个小时。因此,喜多川便是这种慕强文化下塑造出来的神,无论对于艺人,还是媒体、普通民众来说,他都是“庞然大物”。强,即正义,“比起他为流行文化所做的贡献,那个(丑闻)不值一提。”

其二是日本扭曲的性观念。在一些日本人普世的价值观里,只要是对等收益即可。所以在纪录片中,会看到受害者不避讳地说,“很愿意亲近喜多川”,以及一位家长说出的那句令人震惊的话:“为了成名,你要对着喜多川先生抬高你的屁股”。对粉丝而言,他们也并不在意偶像是如何成名的。

日本人的两面性在《菊与刀》中被剖析得淋漓尽致,他们默认的羞耻文化和自我压抑也促成了喜多川的“完美犯罪”——当发生羞耻性事件时,受害者需要首先检讨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就像另一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甚至有女性为位高权重的强奸犯鸣不平,因为高位者的名声远重于受害者的名节。

2023年4月12日,在东京举办的外国记者新闻发布会上,26岁的冈本考安公开表示自己2012年至2016年在杰尼斯事务所这4年期间,曾遭遇过喜多川的“性侵犯”20余次。对此,日本媒体再一次集体“失声”,具体的报道只能在外媒上看到。冈本考安的控诉,或许能激发更多受害者站到镜头前,也或许只能成为这起丑闻一个不起眼的注脚。

在这部纪录片的片尾,记者说:“喜多川即使在死后,也受到保护。而被他虐待的男孩们,现在都是男人了,他们只能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做出自我安慰。没有任何清算,也很少有人承认,儿童必须得到保护,这是最可耻的事情。”

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韩国:“为了出人头地,你必须踩在别人身上”

2023年4月3日,韩国媒体在同一天曝光了两起娱乐圈性丑闻,其一为前知名男团B.A.P成员金力灿在接受二审时,检方披露他第三次涉嫌性犯罪的事实,前两次分别发生在2018年和2022年。

而第二起丑闻更令人震惊:韩国很多男团都出现了“成员内部消化”的现象,说得更直白点,便是男性成员之间悄悄谈恋爱。此次爆料的主角是某男团成员,其在2017年至2021年间,至少3次猥亵队友,被判刑3年,并要求其公开身份、告知其并令其接受性暴力治疗,并下达5年限制就业。

从1990年代,以H.O.T为代表的韩国男团在亚洲刮起韩国流行文化的旋风,到如今,K-POP产业(K-POP泛指韩国流行音乐)每年能创收50亿美元,韩国当下最红的防弹少年团去年专辑销量甚至超过泰勒·斯威夫特、爱莉安娜·格兰德,也难怪出道做“偶像”早已成为韩国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理想职业。

但与之相对应的代价是,在韩国做“偶像”真的可称得上“高危”职业了。

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 正在上舞蹈课的韩国练习生群体。练习生时期没有工资领取,一般都是家里补贴,在出道后也是从盈利中艺人会抽取提成,但大部分还是由公司获得,以补练习生时期的训练培训费。

在首尔富人扎堆的江南区,能和英语、数学补习学校分庭抗礼的便是悬挂着各种耀眼招牌的K-POP培训班。19、20岁的年轻男孩女孩在这样的培训班里,已经是别人眼中的“老人”了,一旦超过17岁这个分水岭,出道的机会便大打折扣。即便年龄符合,但能经受住严酷的练习生训练的人,也只有40%,最终,40%的人里只有不到1/3可以签约公司,而成为顶流的不足0.5%。

练习生们在正确三观还未形成的青少年时期就要长期生活在固定空间里,仅能接触到有限的人,极易滋生霸凌、猥亵等暴力行为。但在这种畸形关系中处于顶端的人,到了公司的食物链中,也会成为更高位者的工具。侮辱、打骂是家常便饭,他们还会被当做“礼物”送予合作方。2022年11月,韩国三大娱乐巨头之一的YG娱乐公司前社长杨贤硕被判3年,罪名包括迫使手下艺人“招待”富豪。

有了话语权的“偶像”则会慢慢从被虐者变成加害者,比如著名男团BigBang前成员李胜利,就在百度和维基百科上有专属词条——胜利夜店事件(或称Burning Sun事件),这是一起于2019年被揭发的韩国娱乐圈性犯罪丑闻。事件牵涉众多韩国偶像、名人、政府官员和警察,是韩国K-POP行业中涉案程度最大的一个案件。

但更多不知名的小偶像只能沦为“张紫妍”——2009年,张紫妍于家中自杀,其遗书曝光了她所在公司的老板长期迫使她对外进行性服务,对象包括导演、记者、投资人等30余人,总次数超千次。虽然“张紫妍案”曾在韩国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但检方依然无法再继续彻查,因为它触动了整个韩娱圈的利益。14年过去了,为“张紫妍案”付出代价的人,依然只有那个叫张紫妍的29岁女孩而已。

英国《卫报》曾写过一篇关于韩国娱乐产业的深度调查报告,名为《揭开K-POP背后的神秘面纱》,揭露的便是韩国偶像业爆发后,各种性丑闻、霸凌自杀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

韩国有严酷的等级观念和严苛的社会期待,前者要求各行各业都要遵循极严格的前后辈制度,娱乐圈尤甚,这就衍生了包括性侵、性别歧视、暴力等在内的职场霸凌,后者则要求偶像们长期忍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保持姣好的外貌和高标准的业务能力,埋下了易导致抑郁的种子。

从2005年到2023年,韩国自杀轻生的艺人超过30位:

2007年2月,凭借《那小子真帅》爆红的女演员郑多彬上吊身亡,离世前一天,她曾写下告别文章:“混乱复杂的关系搞得我要窒息,毫无理由的愤怒让我快发疯,疲惫的身心也忍不住呕吐,头痛得直流眼泪……”;

2010年,因《冬季恋歌》走红的男星朴容夏在家中轻生,原因是工作压力过大;2017年12月,27岁的韩国流行男团SHINee成员金钟铉自杀身亡,其生前长期受困于抑郁症;

2019年10月,25岁的韩国女演员兼歌手、前f(x)组合成员崔雪莉在家里自杀身亡;2019年11月,女子组合Kara组合的前成员具荷拉被发现陈尸家中,她也是崔雪莉的好友。两人生前都遭受了网络暴力,包括但不限于外貌攻击、男性凝视、恋爱绯闻、私生活曝光等等。

崔雪莉去世后,其同公司好友、神话组合成员金烔完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以及艺人的出现,两者间互相强迫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孩子们在公司的期待下,无法好好吃饭,无法安心休息,却依然被大人们要求必须向大众表现出开朗的微笑。”而公司面对艺人的精神状况,都是直接以药物解决,对经纪公司来说,无论是本人意愿或被迫,服药都是解决问题最快速的方法。

“在韩国,要想出人头地,你必须踩在别人身上。”一位韩国前男团爱豆曾说过,“从幼儿园开始就是这样,你必须跳到所有其他孩子的前面。韩国人一生都在竞争——不断地对他们的外貌、行为、成绩、工作、业绩、地位进行测试、评估和打分,简直是一种超级竞争。”

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只有通过了这些考验,才能拥有正确的“规格”:这个规格可能是你上了一所好学校,也可以是你锻炼出一个好身材,更可以是你买了一辆豪车——这些不过都是“规格”的不同形式罢了。而这种高度竞争社会的自然后果,便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Shin Gi-wook说的“嫉妒和欺凌”。

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中国:该如何实现偶像经济的良性发展

中国内地近年来偶像产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借鉴了日本和韩国的模式:国内养成系偶像的序章是由时代峰峻的TFBoys组合开启的,借鉴的是日本杰尼斯工作室,在易烊千玺、王俊凯、王源成为顶流后,娱乐圈又成立了多个诸如原际画、易安音乐社这样重点培养未成年偶像的厂牌。在这些公司看来,未成年偶像易于培养和控制,年龄上的差异化也能让粉丝产生更强烈的参与性、体验感和同理心,能拓宽粉丝圈层。

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横空出世,既拉开了中国“偶像元年”的序幕,也让韩国造星模式进入了本土化进程。但热潮刚刚刮起,2020年却成为了“塌房元年”。他们有的因恋情曝光,有的因父母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有的卷入口罩诈骗案,有的伪造应届生身份参加高考,“偶像失格”的方式花样百出。在这一年,被媒体报道出有负面新闻的偶像多达40人。

如果把“偶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将娱乐圈的流量明星纳入进来,会发现“偶像失格”的人就更多了,因偷税漏税无法复出的,因偷税、代孕被抵制的,因在靖国神社前合影而遭到行业抵制的,因强奸、聚众淫乱罪获刑的,嫖娼的……跟这些相比,唱跳双废、演技拉胯、滥用替身都只能算业务上的“小瑕疵”了。

但是,与日本和韩国不同,中国式的“偶像失格”更大的程度在于资本的失控。

选秀出道的男女偶像们,会组成限定团,长则两年,短则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资本的目标非常明确,接商务、做代言、上综艺以及拍戏,都是最快速的变现方式。以《偶像练习生》出道的9人组合Nine Percent为例,在2018年4月6日出道至2019年10月6日解散的这一年半中,粉丝们购买专辑花了1.28亿元,购买演唱会门票1.85亿元,购买各类杂志花了5800余万元,商业代言的贡献则更庞大,虽然无法统计全部成员所有代言的总和,但仅看C位偶像代言某护肤品,一上线便实现高达598万元的在线销售额,就可见一斑。

丑闻频出,东亚偶像产业的困局

〓 2018年4月28日,《偶像练习生》在上海举办了为期两天的首场毕业会。

因为内地没有打歌舞台,中国的偶像们几乎不用在唱跳上下功夫,每年数百部的电视剧、网剧,其中大部分也只是拍给粉丝买单的。所以与日本谨守职业道德的偶像,和韩国身负压力巨大的爱豆们相比,在中国做偶像,似乎不太强调职业自觉。更何况在中国娱乐业语境里,偶像一直处于尴尬地位,人们天然地认为一个既当不了好演员,也做不成好歌手的人,才会去做偶像。这与日韩的境况大不相同。

如果只看数量,当前内地不只培养爱豆的公司数量早已远超日韩,中国的“偶像”储备量也早已远超日韩。2018年《偶像练习生》海选时,报名人数1908人,《创造营101》海选4000多人,这还是从一万人中筛选出来的。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开播至《青春有你3》因“倒牛奶事件”引发选秀节目被叫停,4年时间里参与选秀节目录制的人数高达1500余人,几乎每个夏天,都有200个“期待走红”的男孩女孩在等待机会。

一个更宏观的数字是,中国2000年至2010年出生的总人口约为1.46亿,而韩国只有500万,日本也才1200余万人。所以,资本有足够的储备来玩这场游戏,这个储备既可以是“偶像”本身,也可以是潜在的粉丝群体。一个“塌房”了,还会有无数个偶像站起来。没有粉丝永远会为偶像买单,但永远会有正在为偶像买单的粉丝。对资本而言,这样的试错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与日韩不同,对于娱乐圈的顽疾,中国似乎比日韩更早意识到症结所在,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现在,只要提起“清朗”二字,内娱灰色地带的明星人人自危。2021年5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1年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8项重点任务包括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打击水军和流量造假、整治热点排行乱象等,随后又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清朗行动”原本是从2016年开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开展的互联网专项行动。在开展了一系列诸如“涉少年儿童类APP集中整治”、“打击利用云盘传播违法违规信息专项行动”、“违规微信公众账号专项整治”等行动后,这把“火”终于在2021年烧到娱乐圈。直接诱因是当时的选秀节目《青春有你3》为选手打榜大量倾倒牛奶,而在该事件爆发前后,郑爽天价片酬和代孕弃养争议、吴亦凡涉强奸案也将内娱的乱象推到了顶峰。

无论是日本慕强文化造就的邪恶的“神”,还是韩国等级制度滋生的霸凌恶习,抑或中国娱乐业中资本、偶像和粉丝的制衡与“畸恋”,都是东亚偶像产业发展至今不得不面对的阻碍。偶像不是原罪,欲望才是。或许只有人人自危,才能人人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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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原文地址:

扳不倒的日本传媒大亨:一生作恶,最终却安享“笑果”
...贾斯汀《BABY》的影片转交至喜多川手中。喜多川,堪称东亚流行文化教父,他创办的杰尼斯事务所开创当代偶像培养制度的先河,成功打造出木村拓哉、泷泽秀明、山下智久田凉介等无数偶像
2023-05-19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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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9 08:43:00
呸,专挑年轻爱豆下手,还一堆人吹他?
...此事摆上台面。喜多川是谁?通常人们介绍他,会说他是东亚偶像鼻祖“杰尼斯事务所”创始人、日本流行文化教父。喜多川已于2019年离世由他选拔出道的少年,不乏走出国门的亚洲级偶像。
2023-03-16 1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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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纪录片,在这部名为《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的片子中,多位男孩站出来,揭露了喜多川性侵男孩的另一面。延伸阅读:日本偶像教父喜多川被曝多次性侵旗下未成年男孩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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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他侵害,其中冈本Kauan更是实名举报,而杰尼喜多川的丑闻似乎成了日本媒体的试金石,除了多年前就爆料过此事的《周刊文春》,日本共同社、NHK、日本台、东京台等媒体也开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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