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叛乱，三十五天攻占洛阳，登基称帝立国

开元盛世的繁荣，造成了当时海内承平，军情废弛的现象，朝廷的精兵猛将大都陈列在西北、东北各镇。而且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近百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战争，在和平环境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军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民疏于战。因此叛军一经袭来，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24郡的文官武将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或开城迎敌，或弃城逃跑，或被叛军擒杀。

叛军们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兵锋所指，所向披靡，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叛军每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强抽壮丁，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使得沦陷区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而可悲的是，其时的大唐王朝统治者们，都还沉浸在当初的开元盛世的黄粱美梦里。皇帝拒谏饰过，是非不辨，生杀任情，臣僚欺君罔上，颠倒黑白，陷害异己，整个朝廷可谓是昏主于上，臣谀于下，贪官污吏竟相聚财，狐群狗党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集团，如此一遇到风吹草动，唐王朝的命运就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当安禄山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举行反叛行动时，朝廷竟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即使闻知太原副留守杨光翔被叛军劫持时，朝廷上下包括玄宗、杨国忠都无动于衷，甚至怀疑是人为的造谣生事，根本就没有当作一回事。

难道玄宗智商就真的如此低劣吗？不尽然。事实上，玄宗可能是在听说此事之后，在思想上根本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许此时的玄宗，也与我们常人一样，患有一种刚愎自用的顽疾，若用俗话叙述，就叫作打肿脸充胖子。因为人们在相信别人的同时，往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能力，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一种自尊，或者是为了满足于自己的侥幸心理。也许正是如此，所以有时候在事实的面前，一些人依然是执迷不悟，强词夺理，尽管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说到底，这是一种色厉内荏、没有自信的具体表现。或许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只是表面上不肯承认罢了，从而将“死爱面子活受罪”的河东方言，演绎得刻骨铭心，淋漓尽致。

作为皇帝，玄宗的沉疴更深重罢了。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在收到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送来的加急情报后，朝廷内外一片混乱，不少官吏吓得魂飞魄散，弃城四逃。玄宗此时大惊失色，才仿佛如噩梦初醒，而其时已是安禄山反叛的第七天。

玄宗虽然近年来荒淫无度，但是毕竟有过“明皇”的业绩，对内平息过“宫廷政变”，对外也发动过“讨逆战争”，在关键之时，他也想起了“祖上福地”河东。因为他从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的经历里得出的结论是：得河东者得天下，失去河东的屏障，长安就如同剥去了外衣的女人，只能任人宰割蹂躏。玄宗不愧为一个高段位的色帝江山已到了如此危机的时刻他打比方的喻体，依然是杨柳含露的女人体。

玄宗在经过一阵子惊慌失措，总算镇定下来，二十一日匆匆返回长安，用大约十天时间，完成了战略部署：凡是叛军进攻的诸郡各地，都设置防御使，尤其是重点布防河东：他首先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接着派出金吾将军程千里赴河东，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再命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命他三人协同防受，抵御叛军西进长安。

在河南方面，他一共设置了三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等13郡组建第一道防线；命令封常清在洛阳就地募兵六万人，构成第二道防线；而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把在东京周围的边兵，及飞骑、扩骑集中起来，共计5万余人，号为“天武军”，进屯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作为第三道防线，用以阻止叛军的进攻势头。

按照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观点：“解除敌人武装或者打垮敌人，不管其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安禄山是不是军事理论家，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评价，当然不可能有《战争论》中如此明白的军事知识，但是安禄山的军事行为，却始终围绕这一目标进行着。他在渡过黄河后，指挥叛军加紧对陈留的进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任几天，城防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而这些守城的将士们，也从来都未经过战斗，一听到叛军号角鼓噪，杀声震天，早已是吓得“授甲不得，气已夺矣”。

所以叛军所到之处，顷刻间防线土崩瓦解，人们落荒而逃，张介然战败被俘，兵士们降者近万人。至十二月三日，不足半个月，叛军即抵达河南道灵昌郡（今河南滑县）。

安禄山来到灵昌郡后，趾高气扬，好不得意，率亲兵巡城而转，却见到处张贴着河南道悬赏购其首级的榜文，不由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又接到官军的传檄，说是他的长子安庆宗在长安被朝廷斩杀，于是恼羞成怒，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下令血洗灵昌郡城。节度使张介然及上万名降卒，全部倒在叛军的屠刀之下，史载“流血如川”。

安禄山踏着满城的血迹，命令叛军马不卸鞍，人不解甲，乘胜西进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波，虽然身先士卒，登城英勇抵抗。然而守城的兵士们，刚一听见鼓角号声响起，还未见旌旗摇动攻城，却皆纷纷“自坠如雨”，于是崔无波及众将官“尽为贼所掳”。安禄山残暴成性，随即杀了崔无波，留下武令珣镇守荥阳，然后兵锋指向洛阳。

将叛乱阴谋进行到底，是安禄山既定的、没有返程的单行线。金光熠熠的皇冠，花枝招展的宫女，是安禄山不竭的动力。他有备而战，而且是速战速决，所过州县的官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玄宗煞费苦心在河南设置的几道防线，顷刻间灰飞烟灭，根本抵挡不住叛军的滚滚洪流。

安禄山从范阳起兵始，至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月余时间内，他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都望风归降。其时，唐廷从各道征集的兵马都尚未妊到长安京师守备空虚，朝廷上下一片混乱。但是安禄山进入洛阳后，忙于做登基称帝的准备，大大减弱了对官军的攻势，这才给唐朝廷以喘息机会。

随后，各道援兵也渐渐云集长安，加强了对首都的安全守备，全国的战事，暂时进入了攻守平衡的相持阶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世间所谓的荣华富贵，常常是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形成，却也会在一朝一夕里顷刻败毁。想当初面对威风八面的杨国忠，谁个不相信他会建起万世不朽之基业，立于永远不败之地位呢？其时朝野的官僚政客，莫不趋之若鹜，仰其鼻息而尊之以相爷称呼，唯其诺诺看他马首是瞻。

然而常言道，富贵无常势，荣华如浮云，福兮祸之所伏，此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杨国忠的权势扩张到了极限，危如累卵的局面也随之出现，明眼人逐渐发现，萧瑟蔽日的秋意，已经开始笼罩在杨氏家族繁荣的大厦上。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不可一世的一代奸相杨国忠，最终会导致身首异处，家破人亡，化作一堆尘土而不知其所终何处。人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权势熏天的杨国忠，根本没有察觉到如此危局的出现，依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随着战局的急转直下，玄宗懊丧不已，直骂安禄山忘恩负义，天理不容。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初八日，在叛军攻陷陈留郡的第三天时，玄宗决计御驾亲征，下旨由皇太子李亨监国，同时诏令朔方、河西、陇右各军镇节度使，除留守边镇的兵员外，必须于20日内全部汇集京师，随驾出征。

皇帝御驾亲征，历朝历代不乏其例，一可震慑敌方，二可鼓舞朝野士气，应是壮烈之举。尽管亲征的胜负如何，事先并不得而知，因为战争中的一切行为追求，开始时都只会是可能的结果，并非能够得出完全肯定的结局定论。

岂知就在此时，玄宗偏偏又召见杨国忠道：“朕在位四十多年了，早已感到力不从心。去年秋时，朕就想把皇位传给太子，谁知遇上灾年，因不想把灾祸留于子孙，所以打算境况好转即行大仪。不曾想逆贼举兵叛乱，朕决定御驾亲征，让太子监国，平乱之后，朕就可传位太子了。”

玄宗的决定，本是利国利民的，但是杨国忠听后却无异于五雷轰顶。在他看来，如果玄宗让太子来监国，那无疑是比叛军作乱更可怕的事情。因为长期以来，他伙同李林甫、安禄山等人，千方百计地压制残害太子李亨及其党羽，如果玄宗真的将帝位传给太子，杨氏家族岂不面临灭顶之灾，自己还能如此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吗？“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玄宗一旦把生米做成熟饭，哭皇天也掉不下泪水了。

事不宜迟，这个正在做着利用战争发国难财的权相，迫不及待地回到杨氏府第，找来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共同商量对策。他神情凝重地说道：“太子平时仇恨我们杨家权势过重，如今若是继承皇位，掌管了朝政，恐怕我们也都是命悬一丝，危在旦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集思广益，设法阻止圣上的挂帅亲征。”杨国忠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是面无血色，呆若木鸡。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物极必反的局面。此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杨氏家族，在大唐历史的风雨烟云中，似乎已经是日薄西山，大厦将倾了。

正如古人所言一般，其盛也勃如，其衰也倏焉，荣华富贵有如南柯一梦。不过垂死挣扎的表现，是对没落势力最形象的描述，救命稻草有时也能换得暂缓的安宁。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既得利益者们是绝对不会束手待毙的，哪怕能够赢得一时半刻的苟延残喘。

韩国夫人、虢国夫人临危受命，急如星火的来到兴庆宫，找到杨贵妃陈述利害，希望她能出面阻止此事。不知是为了家族利益，还是真的怕失去爱婿亲夫，反正是杨贵妃犹豫了半晌，还是跪在玄宗面前声泪俱下，雨打梨花般请求收回成命，以不忘华清宫长生殿的生死相依。

渔阳鼙鼓动地来，依然惊不破霓裳羽衣曲，再说这位长期以来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玄宗皇帝，已是71岁高龄的老人了。或者当初提出亲征的举动，就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以不辱李唐帝王的浩荡家风，哪里舍得温柔池里的出水芙蓉？所以经爱妃这么痛彻心扉的一番求情，他也许早已又是想着“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了。

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偃旗息鼓，只留下历史的遗韵颤音在宫廷里回旋。

玄宗真的是老气横秋了，他忘记了人气是在磨难中凝成的，在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他竟然对杨贵妃这样的迁就让步，听凭杨氏兄妹的恣意妄为，这就使得朝野内外顷刻间对杨国忠、杨贵妃的怨声载道。也使得太子李亨心藏芥蒂，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为日后的马嵬驿事件，埋下了消除不掉的导火索。

宫廷温柔没有散去，战争风云依旧在蔓延。在沧海桑田改朝换代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既是社会动荡的剧作者，也是生生不息潮起潮落的剧情扮演者，其表现活动必然受到社会历史这个大舞台的制约与限制。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斯大林的一句精辟的解析，更进一步把这个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即使一个最有才华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也就不能达到所期待的那种目的。”

此时安史之乱中交战双方的统帅，都不是德才兼备、才能精湛的指挥者，所以，整个战争的胜负关系，始终都不是那么明晰化。

安禄山虽然可以说是一位统帅，但他是一位不齿于人类的反叛集团领袖。他虽然在战争的初期所向披靡，捷报频传，但是他追求的不是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安乐，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报复社会行为。他是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去夺取腐化堕落的政权，是要打倒昏庸的皇帝，自己去做更残暴的皇帝。所以当战争取得一定的辉煌时，安禄山得意忘形，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叛军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凌辱妇女，强拉壮丁，无恶不作，人民家破人亡，百姓流离失所。

虽然山河依旧，可是乱草遍地，林木苍苍，到处呈现出颓垣残壁，林木丛生，饿殍遍野，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荒芜之状。诗圣杜甫亲历之后，悲愤地写下了著名的诗歌《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尤其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句，先是一个“破”字，使人们触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令读之满目凄然。诗人在此明为写景状物，实为寄情于物，托感于景，宋代司马光评价道：“‘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

正是在这样的情景里，时间来到了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于洛阳黄袍加身，自称雄武皇帝，立国号为大燕，改元圣武，设置丞相将军等文武朝官，封其子庆绪为晋王，庆和为郑王，达奚珣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都洛阳，范阳为东都。这是安禄山意志达到极致辉煌的象征，也是他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更成为他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上不灭的见证。

安禄山沐猴而冠，做了大燕皇帝，即刻耀武扬威起来，在清除了洛阳周围的官军后，即命令史思明、蔡希德等杀了个回马枪，分别攻掠河北各地城池。

直到此时，国人们也终于认清了安禄山的真实面目：原来“讨国忠，清君侧”是幌子，夺江山，做皇帝，才是他反叛的真实目的，于是大家自觉地组织起来，共同反抗叛军的掠夺。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与常山太守颜杲卿兄弟二人遥相呼应，联兵抗敌，他们杀死了叛将李钦凑、高邈，活捉了不可一世的何千年，打开了土门防线，“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又都先后归顺了唐廷。其时，叛军准备进攻潼关，行至河南新安时，听说河北形势吃紧，只得返回洛阳，命令返京不久的蔡希德率万余人，再次增援河北一线。

寒暑交替，花开花落，战争的形势在时间的运行中瞬息万变。天宝十六年（757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先后出兵井陉，大败安贼叛军，一次斩敌四万余人，洛阳通往范阳后方的“渔阳路再绝，叛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叛军将士的家多在渔阳，无不摇心动意”。

眼看形势不妙，安禄山贼心不死，又命令张通晤和杨朝宗，挥师向东面方向进攻，以缓解北面战场的颓势。已从战争初期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朝廷命官们，纷纷奋起抵抗，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坚守城池，单父县尉贾贲率吏民杀死张通晤，真源令张巡守雍丘，与叛将令狐潮、李怀仙等叛军浴血奋战，巧妙周旋，阻止了叛军南下江淮。

各地官军民团如雨后春笋，形成燎原之势，这是安禄山事先所料未及的，眼见出师不利，再次命其大将武令珣等，率兵南下攻夺南阳各郡，以保证粮草储备。南阳节度使鲁炅、虢王李巨扼守南阳，屡败叛军，使叛军不得南下江汉一步。

经过一段时间的攻防战争，从战略形势上看，叛军已渐渐由进攻转入了防守。他们只得变换策略，集中精力巩固河南、河北地区，只派小股力量抄掠潼关。而如此残暴的战争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证明了中国的一句哲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尤其是郭子仪等将领的顽强抵抗，使得唐朝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用以加强东线的防御力量，又开始了和叛军处于暂时对峙的局面。

现在看来，安史之乱的性质，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地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叛军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胜利，然而邪不压正，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最终走向。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叛军们对人民的残暴行径，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有力地制止了安史之乱的暴行，减轻了战争带给人的痛苦与负担，成为扭转战局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对于安禄山的叛乱行径，《旧唐书》称其为：“天地否闭，反逆乱常。禄山犯阙，朱泚称皇。贼巢陵突，群竖披攘。征其所以，存乎慢藏！”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新唐书》则评价道：禄山、思明兴夷奴饿殍，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贼杀其父，事之好还，天道固然。然生民厄会，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贼暴兴而亟灭。张谓讥刘裕“近希曹、马，远弃桓、文，祸徒及于两朝，福未盈于三载，八叶传其世嗣，六君不以寿终，天之报施，其明验乎！”

杜牧谓：“相工称隋文帝当为帝者，后篡窃果得之。周末，杨氏为作八柱国，公侯相袭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窃位号，不三二十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当曰此必为杨氏之祸，乃可为善相人。”“张、杜确论，至今多称颂之。如禄山、思明，希刘裕、杨坚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