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帝顾命大臣的矛盾，两两对立之下皆有难解之怨

除了五位顾命大臣的职务、职责上体现出明显的制衡性外，为了进一步防止顾命大臣结成党羽，孝武帝还利用顾命大臣之间原有矛盾最大程度降低他们产生共同利益的可能性。

因为仅以职位、职权制衡顾命大臣是不够的，只要顾命大臣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就可以结成联盟，利用各自的职务之便完成“共同目标”，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顾命大臣人际关系上的矛盾最大程度降低他们产生共同利益的可能性。

孝武帝的顾命大臣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不十分和谐。其中，刘义恭与沈庆之、柳元景与王玄谟之间都曾发生过较大矛盾，他们的矛盾在孝武帝朝已经非常突出，作为君主的孝武帝自然心知肚明，但是孝武帝依然将他们共同任命为顾命大臣，很可能就是出于以顾命大臣自身矛盾防止其联合的心理。

刘义恭与沈庆之的矛盾。

永光元年八月，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以前废帝狂悖，密谋废立，“（沈）庆之与江夏王（刘）义恭素不厚，发其事”。此处，史书明确记载沈庆之与刘义恭一向不和。元嘉二十七年北伐之前，沈庆之与刘义恭交集较少。

沈庆之出身寒门，永初元年开始在太守赵伯符麾下任军职，永初二年沈庆之任殿中员外将军；任职期间曾随到彦之、檀道济北伐。元嘉十九年至元嘉二十七年，沈庆之多次在外伐蛮。而刘义恭自元嘉三年至元嘉十七年，分别任徐州、荆州、南兖州刺史，元嘉十七年刘义康被贬出朝廷后，刘义恭还朝。

直到元嘉二十七年，刘义恭与沈庆之的行动轨迹第一次明确重合，且双方此次交集并不愉快，这很有可能是沈、刘二人交恶的起源。元嘉二十七年刘宋大举北伐，沈庆之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副宁朔将军王玄谟作为北伐东路军前驱；刘义恭则作为诸路军总统帅出镇彭城。王玄谟前锋军久攻滑台不克，退兵回碻磝。

沈庆之认为碻磝孤绝、己方军队深入敌境，难以死守，但萧斌等其余大多数将领皆认为应当留守碻磝，宋文帝也下诏严禁退兵。王玄谟以进攻滑台不力，请求戍守碻磝以将功补过。萧斌等退还历城，沈庆之乘驿驰归，半途中又接到宋文帝诏书令其回救王玄谟。

当时刘宋军队进攻不利，频频败退，反使魏军深入刘宋北方大部，迫近刘义恭所在的彭城。沈庆之无法脱身回救王玄谟，遂被刘义恭留任为府中兵参军。魏军兵临彭城，刘义恭遣沈庆之率三千人抵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军，“（沈）庆之以为虏众强，往必见禽，不肯行”。

此时，刘义恭作为北伐诸路军总统帅，命令沈庆之一介中兵参军率兵御敌，沈庆之竟然敢违抗军令，对刘义恭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羞辱。但是对沈庆之而言，刘义恭的命令无疑是令他去送死，当时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至卯山，而刘义恭仅给沈庆之三千人拒敌，非但不能拒敌，更有可能丧命，所以沈庆之不肯出战。刘义恭“性甚狭隘”，很可能由于此事对沈庆之怀恨在心。

孝武帝继位后，沈庆之作为佐命功臣深受孝武帝信任，而刘义恭虽位高权却不重，他已经很难有机会为难沈庆之。直到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刘诞造反，江夏王刘义恭又向孝武帝进谗言，暗示沈庆之故意拖延、不肯尽力进攻刘诞。大明三年四月，沈庆之任车骑大将军率军讨伐刘诞，直到七月，动乱依然未平定。

孝武帝本性多猜忌，沈庆之长时间不能平定刘诞逆乱，“上每玺书催督之，前后相继”，并“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可见孝武帝对沈庆之已经有所怀疑。广陵城久攻不下，孝武帝很气愤、欲亲征，江夏王刘义恭上表劝止。但刘义恭的劝谏表中，却极力贬低刘诞势力，“诞素无才略，蓄养又寡……士庶离散。城内乏粮，器械不足”，又轻描淡写地说：“臣始短虑，谓一旬可殓，而假息流迁，七十余日”。

在刘义恭的说辞中，刘诞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足，刘诞本人既无谋略、兵卒又寡，讨平刘诞之乱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当时沈庆之已经发兵讨伐刘诞两月有余，仍不能攻克广陵城，本性多疑的刘骏本就对沈庆之心有不满，刘义恭的表奏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孝武帝更加激愤。可见刘义恭的言辞对正在前线征战的沈庆之而言，颇有落井下石之嫌。

幸而刘义恭这次上表后不久，沈庆之就攻陷广陵城、将刘诞斩首，刘义恭这封表奏才没有对沈庆之产生很大影响。假使沈庆之未能及时攻陷广陵、或假使沈庆之被孝武帝撤换，而新任将帅因为有沈庆之两个多月进攻打下的基础，迅疾攻陷广陵城，那么等待沈庆之或许是通敌谋反的罪名，刘义恭用心之险恶不言自明。

刘义恭为了构陷沈庆之，大肆贬低刘诞一方的势力，但其实刘诞对孝武帝的发难并非全无准备，这也是沈庆之讨伐刘诞耗时较长的原因之一。孝武帝与刘诞不和早有苗头，孝武帝性多猜忌，他势必不能容忍刘诞，原因有二。

其一，宋文帝准备废立太子时，曾将刘诞纳入储君人选考虑，由此来看，孝武帝对刘诞就心存芥蒂。其二，刘诞与孝武帝同样讨伐刘劭有功，且在孝建元年刘义宣等反叛时，刘诞全力协助孝武帝稳定朝政，“上流平定，诞之力也”。这说明，刘诞在处理政事方面有相当的能力。

因此，孝武帝继位以来，一直对刘诞颇相疑惮；刘诞觉察到孝武帝的猜忌后，也一直提防孝武帝对他动手，“（刘）诞既见猜，亦潜为之备”。

因此，刘诞之反虽是在被孝武帝所逼、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毕竟刘诞曾多年准备，广陵又是军事重镇、防守一向坚固，并且当时正值雨季，攻城多有不便，一时难以攻破当是情有可原。但刘义恭所上的表奏中，非但丝毫不为沈庆之说情，反而有落井下石、诋毁构陷之嫌。

刘义恭身在朝廷，未曾亲临战场，自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一旬可殓”；而身在战场上、已经七十多岁的沈庆之为了摆脱与刘诞有勾结的嫌疑，不与刘诞有丝毫接触，在作战时也身先士卒，力求让孝武帝看到他的忠心。

总之，此次刘义恭构陷沈庆之的行为，让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

除了沈庆之与刘义恭矛盾重重外，王玄谟与柳元景也曾发生龃龉。

孝建二年十一月至大明二年四月，王玄谟任雍州刺史。大明元年，王玄谟以“雍土多侨寓”，上书请土断流民。东晋南朝以来，大量北方流民涌入雍州地区，他们中既有士族，也有普通百姓，士族凭借家族势力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在雍州地区扎根并逐渐扩充势力，而普通百姓则大多成为豪强大族的依附者。

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侨寓人口及大量居民开始对国家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国家税收减少，地方势力的扩大也不利于国家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取缔侨寓人口的特权、土断流民是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王玄谟在雍州地区实施土断，既符合孝武帝的利益，也是刘宋国家发展势必要进行的一项政策。但王玄谟在雍州地区推行土断却进行得极不顺利：

首先，“百姓不愿属籍”，业已依附大族的百姓不愿意向国家上缴赋税，此政策最终不得不罢黜；其次，王玄谟“令九品以上租”，这又侵犯了雍州豪强大族的利益，“境内莫不嗟怨”。

豪强大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本就盘根错节，加之雍州地区是朝廷重臣柳元景家族河东柳氏的聚集地，王玄谟推行土断极大侵犯了柳氏家族的既得利益，为了阻止王玄谟进一步推行土断，以柳氏家族为首的雍州地方势力编造谣言诬陷王玄谟欲反，“民间讹言（王）玄谟欲反”。柳元景的弟弟柳僧景更是“以（柳）元景之势，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直接出兵讨王玄谟。

柳僧景之所以行事如此大胆，是因为柳元景时任领军将军、侍中、骠骑将军等职，他既掌兵权，又是天子近臣，势力非常大。推行土断不成反受诬陷的王玄谟处境非常艰难，以孝武帝之多疑，一旦王玄谟当时处理不当或者起兵对抗，恐怕都会使“王玄谟欲反”的谣言坐实，柳僧景等人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面对柳僧景等人的讨伐，王玄谟没有起兵对抗，而是遣使向孝武帝澄清前因后果、禀明忠心，得知真相的孝武帝没有怪罪王玄谟，反而遣使安抚他，可见孝武帝也知道王玄谟推行土断之艰难。王玄谟虽然成功化解这次风波，但却与想要致其于死地的柳元景结怨。

由上可知，刘义恭与沈庆之、柳元景与王玄谟两两对立之下，皆有难解之怨，这种矛盾可以最大程度防止他们结成党羽，因此，孝武帝将他们共同任命为顾命大臣，使他们之间互相制衡。事实证明，孝武帝的安排确实起到了防止顾命大臣团体结盟的作用，但由于顾命大臣之间矛盾过深，反而产生新的权力斗争，导致政局动荡，这恐怕是孝武帝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