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童真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薛舒

我陪母亲回浦东老宅走亲戚，路过一寺庙，看到门口坐着三五个做义工的老人。正要擦身而过，忽听有人呼唤母亲的名字，回头看，是其中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妇。母亲呆愣片刻，忽然惊悟：秀宝？老妇喊道：是啊，红领巾班的吗？母亲立即回应：班主任是薛红均吗？仿佛对上了暗号，两个老太太随即扑到一起，接下去，在路边开始了长时间的叙旧。依稀听见她们说，“最后一个女生加入少先队是五年级”“薛红均老师带我们去海边野炊”“排了一个小话剧，全县会演第一名”……

看着两位古稀老人皱纹丛生的脸上不时闪现的兴奋与激动，以及近乎雀跃的笨拙身姿，我竟有些感动了。劳动的岁月把曾经的少年磨砺成沧桑粗鄙的老人，可她们也有过校园生活，有过童真年代。那时候我就想，也许，我也该写写我的小学生活，写写那些早已退下讲台的老师，他们很普通，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总是青春着。

女校长的“肚皮”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从幼儿园毕业，进入镇上唯一的小学。上学第一天我就发现，西街李家宅里的“黑脸嬢嬢”竟是我们的校长。妈妈说，以后不能叫“黑脸嬢嬢”了，要叫“校长”。

很多次，我带着上幼儿园的弟弟穿过李家宅，去妈妈单位，向妈妈讨八分钱买两根棒冰。那时候一根棒冰卖四分钱，一块雪糕卖八分钱。妈妈爱面子，在同事众目睽睽下掏出一角六分钱：买雪糕吧，和弟弟一人一根。我窃喜，接过钱，牵着弟弟走了。

我们吃着棒冰或雪糕穿过李家宅时，常常会遇上“黑脸嬢嬢”校长。她穿一件蓝布两用衫，剪着短发，黑得发亮的脸上堆着笑容。她长得像个农民，一点儿也不凶，我并不怕她。每次看见我和弟弟手拉手经过，她总会走过来，抚摸着弟弟的脑袋，用带着浓重浦东口音的普通话念叨：杜（大）头杜头，落雨不愁。

校长是整个小学里最和蔼的老师，可她并不教我们，她好像谁也不教，只是坐在校长室里做着她的校长。看来当校长比当老师容易，校长不用学会上课，我想。然而有一天，校长突然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她说：美术老师病了，今天我来代课。原来校长会上课，我暗忖。可是接下来，她却并没有教我们画画，而是给我们讲起了故事。内容大约是纱厂童工的忆苦思甜，讲到动情处，还红了眼眶。可她的普通话实在糟糕，倘若她用本地话讲，我们倒也听得懂，偏偏她又要说普通话，我们就只能仰着脑袋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兀自热泪盈眶。

终于讲完，她抹一把眼泪：好了，小朋友们，最后，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我们顿时来了精神。她笑眯眯地讲：从前，有个老师普通话很蹩脚，有一次她上美术课，一进教室就说，小朋友们，把你们的“肚皮”拿出来。小朋友们就解开衣服，把肚皮露了出来。老师说，不是你们的小肚皮，是“肚皮”。小朋友们想，这不就是肚皮吗……笑话讲完，我们谁都没听懂，下课铃声却响了，一堂美术课就这么结束了。

这个令人疑惑的笑话，成了我小学生涯的第一桩悬案。

一年级快结束时，校长忽然不再做校长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很久以后，听妈妈说起：“黑脸嬢嬢”人很好，只不过才小学毕业，文化不够高，这种事就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顿时想起那则笑话，突然开窍，原来“肚皮”是“图片”。她是在讽刺普通话不好的美术老师吗？或许她只是用一则笑话来自嘲吧？如此，倒也算是豁达与智慧之人。可惜，她的普通话终不足以让她清晰地念出“肚皮”和“图片”的区别。

杨老师和毛笔字

我和弟弟差一岁半，弟弟入小学时，我念小学二年级。弟弟的班主任是我家隔壁邻居杨老师。杨老师夫妻俩都是老师，并且都姓杨，妈妈叫他们女杨老师和男杨老师。女杨老师是小学老师，男杨老师是中学老师。

男杨老师很严肃，女杨老师也很严肃，他们是一对严肃的夫妻。他们绷着脸出门上班，绷着脸在公共走廊里做饭，绷着脸和人打招呼，连把自家做的馄饨端一碗给邻居也绷着脸。好奇怪的一对夫妻，是不是做老师的天生严肃、不苟言笑？

我特别怕女杨老师，她是弟弟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书法老师。我问弟弟，女杨老师凶不凶？给我们上书法课可凶呢，上课开小差，罚站；中楷描红没写完，留夜学……弟弟不置可否，男孩子总是混混沌沌的。

一天半夜，我被一阵锅碗家什的击打声惊醒，声音很大、很激烈，还掺杂着一两声怒吼。细听，是隔壁杨老师家。爸爸妈妈也听见了，他们急急穿衣起床，开门出屋。去了好久，也不见他们回来，我就睡着了。早上起床后，才在父母的议论中听出个大概。原来男杨老师和女杨老师打架了，好不容易把他们劝住。

那天上午最后一堂课，是女杨老师的书法课，她绷着比平时更严肃的脸走进教室。大概整夜没睡，她的眼睛是红肿的，眼角边布满细纹，额角还跌下一缕碎发，给我们做示范时捏毛笔的手在微微发抖……全班同学大概只有我知道女杨老师心情很坏，我暗暗祈祷，千万别有人惹她生气。可是总有那么几个“不识相”的同学不好好写描红，还吵吵闹闹，果然把她惹怒了。

女杨老师绷着严肃的脸说：下课不准回家，一个个过关，写得好的先走，写得不好的留下重写！

下课铃适时打响，一大沓描红本堆在讲台上。我默默盘算着，我一定是被留到最后的几个之一，因为我的毛笔字实在差劲。

女杨老师整理了一番描红本，拿起一本面向我们展开：同学们，这张写得好不好？我们有口无心而又异口同声地回答：好！我一边说好，一边想，这是谁啊？可以回家吃饭了，运气真好。

女杨老师看一眼描红本上的名字：薛舒——回去吧。

居然是我？怎么可能？不是说写得好的同学先回家吗？我那几个字，不可能好到数一数二吧？怎会第一个拣出来？

这是我小学生涯的第二个悬案，它困扰着我，直到长大，便也无师自通了。时刻严肃着的杨老师也有着最普通的人情味，她是感念昨夜我爸爸妈妈出现在了她和男杨老师剑拔弩张的那一刻吧？

多此一举

小学时，我的大半同学来自农村，他们一般要走五六里路才能到达镇上的中心小学，如我这样喝自来水、住公房的孩子不多。因此一到中午，教室里就充斥着咸菜、毛豆、萝卜干和荷包蛋的香味，同学们相互品尝着自带的饭菜，很是欢快热闹。那番情形，让我对必须回家循规蹈矩地吃一餐妈妈做的饭几近厌烦。我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带饭去学校吃，可终未被允许。

记得班主任胡老师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身手却灵活，圆脸上长一对不怒自威的铜铃眼。胡老师教语文，上课时她在黑板上写字，调皮的男生在下面打闹，她不动声色地写完，突然转身，甩手，粉笔头刹那击中那颗调皮的脑袋，铜铃眼里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直盯得那位垂下眼皮，再不敢造次。

我们班的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仅因为胡老师“管得严”，更因为她上课“有一套”。有一次，学成语“多此一举”，胡老师让大家举手发言，说说自己的理解。

“多此一举，就是不用做的事情也去做了。”这是我的解释，不算错，胡老师点点头。

“举，就是行动的意思，多此一举，是指做多余的、不必要的事情。”班长显然预习过，答案更完美。

“王一，你说说，多此一举什么意思？”王一就是被胡老师摔粉笔头的那一个。“多此一举，嗯，就是脱裤子放屁！”王一说完，脸上浮起一堆笑。同学们哄堂大笑，胡老师也笑。也有乖巧的学生绷着脸不肯笑出来，这个王一居然说放屁，还脱裤子？你们还笑？可是，老师也在笑，那，究竟该笑还是不该笑啊？

胡老师终于表态，她说：王一的回答最形象，最生动，最妙。全班同学再次敞怀大笑。

下课后我问王一：你从哪里听来的脱裤子放屁？王一摇晃着得意的脑袋：我爸煎荷包蛋，问我妈要不要放酱油。我妈问有没有放过盐，我爸说放过了。我妈就骂我爸，放过盐了还放酱油？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这么说着，就到了中午，农村的同学们拿出铝饭盒，打开盖子，香喷喷的饭菜味飘出来。我凑上去看他们的饭盒，果然有酱油荷包蛋，便问：你们的荷包蛋里放盐吗？农村同学回答：放啊，要不然太淡，不下饭。那干吗还要放酱油？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我想这么说，但我没说出口。

“热”水行舟

我们的英语课是从四年级开始的。英语老师叫徐来娣，梳一条拖到腰间的大麻花辫，黑瘦脸上的大眼睛里聚集着亮亮的光芒，虽身材矮小，却活泼靓丽，用现在的话说，是个美女。

第一堂课，徐老师教我们唱《字母歌》，我们很快学会了这首歌，课余时间，教室里常常飘出“哆哆嗦嗦拉拉嗦”的曲调，歌词却已被篡改：ABCD徐来娣，辫子拖到脚弯里，眼睛大来像桂圆，说话嗲里又嗲气……这首篡改过的歌曲，只要是徐老师上过英语课的班级，没有人不会唱。也有被徐老师听见的时候，但她好像并不生气，只抿着嘴，似笑非笑地低头走过。

徐老师上课语调婉转，娓娓动人，据说她是苏州人，怪不得，一个个英文单词都读得赛过一只只糯米汤圆。虽然发音不太标准，可我们女生都迷恋她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便学着她的音调，把英文单词读得稍稍带点苏州口音才觉得好听。

在徐老师婉转好听的声音之外，我们也常常听到她生气的语言。考试成绩不如人意时，她就会大光其火，如同那个年代的所有教师一样，用方言骂学生，就像骂自家不争气的孩子。她的骂词中，有一句特殊的专业用语：你们这群阿Q！

徐老师骂得脸颊发红，一沓考卷被她狠狠砸在讲台上，发出“啪啪”脆响。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阿Q”是个什么东西，直到上初中读了《阿Q正传》才了然。可小学时，每每徐老师骂我们阿Q，我总是想，也许英语老师骂人，就该用到一些英文单词或字母的吧？

还记得徐老师在课堂上用过一句名言来鞭策我们：热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时脑海里就出现这样一幕：小小的我驾着一艘独木舟，在火烫的开水里冒着滚滚热气努力划行，一不小心就有后退的危险，紧张到近乎千钧一发。

后来才知道是逆水行舟，上海话或苏州话，“热”和“逆”发音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