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这两位又穷又苦受尽屈辱，最后成流芳青史的良臣

中国青史上有一类人，生的比祁同伟还穷，受的欺负遭的罪比祁同伟还大，却守住了自己的灵魂，并以叱咤风云的姿态书写了享尽后世敬仰的英雄伟业。都是不愿受欺负的穷孩子，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第一位像祁同伟的仁兄是北宋名臣张咏。他创造了一个耳熟能详但是血淋淋的成语：水滴石穿。

他做县令时，把抓到的一个贪了一文钱的小吏以“水滴石穿”的判词合理合法地拖出去砍了头。只论狠劲，敢谋杀反贪局长的祁同伟都得靠边站。

比惨，张咏也能稳赢。这位生在山东农村的汉子苦到19岁，也就是祁同伟去汉东大学读书的年纪，张咏还因为买不起书，拉下脸借别家的书抄来读。中进士之后，张咏更迎来了悲惨的仕途，哪里又穷又乱，朝廷就派他到哪里去，简直是个官场受气包。

就连某些毛病，张咏也比祁同伟犯得高调。祁同伟和投资集团的美女老总说说笑笑，最多也就敢当着老婆的面；张咏却是万花丛中过，还留下艳诗，直到几百年后的明朝年间，富家子弟去青楼找姑娘，还常拿他的这首诗充场面。

当然，比起在青楼里的高调香艳事来，这位又穷又狠且毛病不少的北宋官员在真正的事业方面，其形象是光芒万丈的：他是与赵普和寇准齐名的“北宋三大名臣”，在欧洲国家的好些经济教科书里都常见他刷脸。稍晚些的北宋名臣韩琦用一句话五体投地地叹服道：“诚一代之伟人也！”

为什么张咏能甩开祁同伟十万八千里？

祁同伟说，自己彻底变坏，就从给省政法委书记千金屈膝一跪的求婚开始，为了不遭受仕途打击、还能抱上粗腿，他抛弃了原先充满朝气的自己—问题是，这么简单，您就跪了？张咏和祁同伟最大区别正在这里：我够穷够倒霉，也有七情六欲，但膝盖从来够硬，再苦再冤不曾跪。

要论恶心事，张咏当年遇上的简直就是祁同伟遭遇的加强版。“水滴石穿”成语里的嚣张小吏都是小意思，更有贪成一团染缸的崇阳县、打成一锅粥的益州，抬腿何止见泥？一不留神就溅一身血。

拥有如此受欺负的人生，张咏却相当淡定。没中进士前，他专做游侠，杀了不少恶霸强盗；后来穿上官服，扎进水太深的官场，他见着贪污腐败就是大刀片子猛砍，不单砍下属，领导也不放过。后来在益州（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做知州，正碰上某位高权重的大太监的部下祸害百姓，张咏二话不说，将其捆了扔井里淹死。那个在汴京城里跺脚众人抖三抖的大太监从此听见张咏的名号就哆嗦。

膝盖硬够当然叫人佩服，可若只是膝盖硬，就成了头脑发热的愣头青，再好的仕途也可能短命。张咏却不同，他还能为民造福。在崇阳（今属湖北咸宁）县，他一只手砍污吏，一只手抓经济，明明县里农民种茶种得好好的，他非要大家再养蚕，不养他就照样大刀片子砍过去……老百姓骂着他养了几年蚕，不知不觉就富了，这就是古代宏观调控的一个经典案例。

后来张咏就任益州，正是当地刚闹过战乱的时候。他瞧着满眼废墟，一句话当场雷晕了下属们：种地哪儿来得及？咱们得招商。他告诉商人们：来我这里买卖，用我发明的“纸钱”就行。下属们再不理解也得照办，于是没多久，益州就成了西南商业中心，这曾经让人笑掉大牙的“纸钱”就是人类第一种纸币交子，被载入了世界经济史。

正是这无话可说的硬成绩支撑着硬膝盖、暴脾气的张咏在北宋政坛稳扎稳打，官居礼部尚书，书写了辉煌人生。想要有此威风，膝盖硬是前提，硬膝盖且站得准、看得稳、做事接地气，才能走出这传奇路。以祁同伟打算把自己老家村里的野狗都发展成警犬的觉悟，这事真挺难的。

总是自怨穷且倒霉的祁同伟跟大十岁的老婆吵架时，曾放出豪言：总有一天，我会让全世界为我低头！跟一位明朝仁兄比起来，这豪言实在格调不高。明朝这位仁兄直接写诗言志：“豪气直高三万丈，扫开云雾摘星辰！”这何止是要世界低头？简直是胸怀宇宙。

最重要的是，人家说到做到，他活着的时候，连北方骄横的鞑靼骑兵见了他的旗子都赶紧低头，慌不迭地狂甩马鞭跑路。他去世的消息传开时，明孝宗抹着眼泪下令辍朝一日，大明朝野一起低头哀悼。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他更成了明朝各类小说的主人公，还有人立庙拿他当神仙拜，他的诗词文章更被仁人志士们膜拜，他的人生成了让人迷恋的传说。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明朝中期头号军事家王越。

把自己活成传说的王越跟祁同伟真的很像：也是农村孩子苦出身，从小练得一身文武本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有那十分惹眼的颜值。祁同伟迷倒省政法委书记千金、让其倒追四年算什么？当年王越第一次觐见明英宗，他的一派英姿飒爽让明英宗都看痴了，痴过后就升他做了巡抚，惹得好些朝臣悲愤大呼：难道以后升官就看脸了？！

要论倒霉事，靠脸升官的王越却比祁同伟糟心。最早，王越也是带着情怀参加工作的，做御史的时候喜欢揭发腐败，却躺着挨了黑枪；后来转行带兵，坐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上了抗击鞑靼的战场，然后边打仗边摊上猪队友，还被猪队友扔在大漠，险些做了鞑靼俘虏。

在这凉水浇头的现实面前，很受伤的王越也做出了和祁同伟类似的选择：我跪！

比起祁同伟在汉东大学操场上当着全体学弟学妹的面跪省政法委书记千金，美男子王越更没节操：一番精心打扮后，他直接在朝堂门口对着成化最宠信的大太监汪直毫无压力地跪了下去。

这样的大场面之后，王越果然红了，成了汪直眼里的自己人，官位呼啸着上升，眨眼就成了兵部尚书兼管都察院，不用再担心躺枪背锅，北方国防从此让他一肩挑了。当然，他的名声也碎了一地，被同僚们在背后不停地骂，在戏台上还被编着戏文骂，早被传成了汪家的一条狗。

不过，这一跪的另一个结果是多年以后明朝人笔记里一句豪情万丈的回忆：“塞上却虏，身冒矢石功，胜七十余战，边人抵今谈之，莫不勃勃倾竦动色。”所有的力挽狂澜、浴血卫国，都是从这屈膝一跪开始的。

那是王越一直坚守的理想，是他在河南农村做苦孩子时，读过靖康之耻的故事后热泪长流，从此就矢志不改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曾寒灯苦读，也曾闻鸡起舞，直到走上战场，才知现实的残酷：破败的城墙，萎靡的士兵，还有长城北面嗷嗷叫的鞑靼精骑，加之官场的掣肘和散乱的人心，令他终于做出了痛苦的抉择：为求得一个独挑重担、为大明朝整军经武的机会，在这官风糟烂的成化年间，他唯有屈辱一跪。

后来的事情更证明，他的人跪了，但他的心不曾跪。

他仗着汪直的支持，六亲不认地整顿军队，甚至在军法面前连汪直也不认——我的功劳你可以冒领，但我的仗绝不许你瞎指挥。王越多次率军出战，每次都站在部队前方，遇敌以命相搏，十几次痛击鞑靼，打得鞑靼可汗仓皇北逃。曾经混吃等死的大明军队在王越手中再次成为威武之师，把一度烽火不断的大明边防打成了一片太平景象。

当这位一生热血的老将在73岁高龄病故于张掖前线时，大明举国都跪了，满朝哀悼。当时的青年进士王阳明受命护送他的灵柩归乡，正是在护送的路上，王阳明得到王越的托梦，获赠宝剑一把，醒来后立刻脱胎换骨，最终一展文武才华。

王越赠予王阳明的这把剑，与其说是才华，不如说是王越一生不曾改变的理想。也许在奋斗的路上，很多事令我们不得不低下头、弯下膝盖，但有“为国为民”这把理想之剑守护，恶念才会被斩断，灵魂才不会丢，才不会落得祁同伟那样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