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新技术 为古籍寻找新的“打开方式”

本文转自：羊城晚报

一提到古籍，人们想到的关键词往往是高冷艰涩、皓首穷经。看到90后古籍编辑的办公桌时，这种刻板印象瞬间被打破了——

年轻人+新技术 为古籍寻找新的“打开方式”

钤有“宝纶堂印”藏本《广东新语》 受访者提供

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柏园新址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陈晓楠

核对底本、异体字处理、校勘记写法……这些看似无比繁琐、枯燥的流程，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90后青年编辑周潘宇镝却乐在其中，她期待这家新的古籍出版社正式入驻柏园后，自己可以参与更多更富挑战性的古籍出版项目。

近年来，古籍保护与传承事业迎来一股清新之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星火般汇聚于此，他们怀揣对古代文化的热爱与敬仰，走进古籍的世界。这些青年编辑、学者投身古籍的整理、研究、出版、数字化工作，用年轻的热情与智慧，守护着历史的薪火，承担起将国学精粹推向现代社会的重任。

有“真爱”，才能“做好、做深、做精”

周潘宇镝眼中的古籍，跟她桌上的萌摆件一样美好。早在中学时代，古诗词就让她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和古籍产生浓厚的兴趣，从兰州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她进入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工作两年多来，她已先后参与了《南海志》《香山志》等地方志的编辑工作。

“你不觉得古代的文字很美吗？简洁、凝练、优雅。”说到古籍的美，原本寡言少语的周潘宇镝瞬间活跃起来。在她看来，古籍之所以魅力无穷，还不仅仅是因为文字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想到古人曾同样在这片土地生活、吟诗、写作，延续着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就觉得无比神奇和伟大。”

而这些奔腾不息的深层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页又一页古籍中。周潘宇镝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些文化从古籍中“走出来”，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和阅读视野中。“我做古籍，并没有很大的雄心壮志，也不刻意追求大的出版项目。只要我参与责编的古籍能顺利出版，我就很开心。”

一部古籍的出版有的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吓退了很多年轻人，周潘宇镝却从中感受到别样的浪漫。“确实很耗时，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做古籍的魅力之一。”周潘宇镝说，编辑古籍仿若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中，每次校对、注释都像是和历史人物进行对话，这种感觉是其他工作无法比拟的。

她表示，很多人以为古籍一定就是艰深的大部头，动辄上百万字读不完也不好读，其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轻量化、易于阅读的古籍。比如文字优美的《陶庵梦忆》，轻松愉快的志怪小说《酉阳杂俎》，每一本书都让她沉浸其中。

“古籍可以离普通人很近。比如《随园食单》就是专门写吃的。很多古人的日记、笔记其实什么都写，包括日常生活、兴趣爱好、郊游等。”周潘宇镝表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古籍流传至今，踏着千百年的尘霜而来，依然熠熠生辉，依然能为我们所用。

“古籍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柏峰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的参与，让古籍工作焕发新的活力，让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

据柏峰介绍，新批复成立的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编辑团队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去年校招还招聘了5个00后，整体队伍非常年轻有朝气，就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健康有优势的人才结构。“我们去年报的80个选题中，除了一个项目领头的是70后，其他大量编辑团队都是80后、90后，这就是我们岭南古籍社的未来。”

最令柏峰欣喜的是，她在这些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古籍真正的热爱。“做古籍终究还是有门槛的，也是比较枯燥的，如果不是真的热爱，连入门都很难，更不用说做好、做深、做精。”

希望翻阅古籍也成为大众的“日常”

近年来，传统戏曲、国风音乐、古典诗词、非遗工艺、古籍书画、民族民间舞蹈等，不断突破特定圈层，让传统文化不再是“故纸堆”“老古董”，而是变得新潮、时尚、有趣味，收获了更广阔的受众，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这也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部助理编辑饶栩元的目标。2016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她，从事古籍编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古籍早已融入她的个性和日常生活。平日里她也会经常翻阅《四书章句集注》等古籍，她希望这种日常并不仅仅是古籍专业人员的日常。也是普通大众日常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跟周潘宇镝一样，受过专业训练的她，对阅读古籍充满了乐趣，“每翻开一页，都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在字里行间寻觅着先人的智慧与生活的点滴。”

随着国潮等文化现象的兴起，传统文化正逐渐回归人们的视野，这对于古籍出版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将古籍中的价值和审美转化为现代社会所能接受和欣赏的形式，成为了她思考的新课题。

饶栩元认为，虽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可能会有断层和误解，但它们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从小的成长环境既有传统的部分，也有现代的部分。”饶栩元的微信签名就来自《诗经·大雅·文王》，写着“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她幽默地解读：“概括起来就是，人还是要积德。”她认为这句话蕴藏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并影响至今。

在饶栩元看来，古籍可以一做再做，永远也做不完，因为每次进入，都是带着新的时代观念和需求对古籍的又一次激活。目前，饶栩元正在着手做新版的《广东新语》，该书是清代屈大均的传世之作，内容从广东的气候地形、名胜古迹，到传说神话、民间风俗，再到诗词歌赋、名人书画，乃至油盐酱醋、花鸟鱼虫，包罗万象，被称为“广东百科全书”。

“相比中华书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前的版本，这次我们会更侧重突出广东元素，加大对岭南文化的注释和解读。”饶栩元告诉记者，新版的《广东新语》预计在2024年内出版。

古籍的出版，形式越来越丰富，从简体字文本到节选注译或名家演播的读本，从大字本到口袋本，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像《史记》《论语》这样的古籍，有几十种整理版本并不算多。

“好的古籍图书形式重要，宣传更重要。”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负责宣传营销的孟肖告诉记者，古籍社设有专门的文化双创编辑部和数字技术部。接下来，他们会搭建自有新媒体平台，根据不同平台的调性策划选题，把古籍中有意思的故事、知识点提炼出来，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量以轻松活泼的形式让古籍“飞入寻常百姓家”。

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广府文化

如今古籍工作已经由传统的文本整理，外延到研究和考据。古籍的生命和价值要想得到真正的转化，就要从单纯的整理走向研究，从研究走向大众。这一点，早已成为青年人做古籍的共识。

书在，文脉在，文化亦在。近年来，在年轻编辑和年轻作者的助力下，不少出版社都在积极探索古籍出版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市场化相结合的可行之道，让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在当下以知识与趣味兼备、形式与内容齐美的普及读物形式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广新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者王大欣是土生土长的广州80后。2008年，他跟同学一起参与《岭南文库》书系封面的装帧设计比赛，拿到了封面设计奖。这个奖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

《岭南文库》是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和论述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人物业绩等方面的大型综合性丛书，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和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合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迄今出书已逾100种。

“打开《岭南文库》这套书，会发现里面包罗万象，既有古代文献，也有现代人对岭南历史的研究。如果读进去了，会觉得很有趣，但现实是大部分读者对这样的大部头都会望而却步，只有小部分研究者会去阅读。”怎样才能让这种文献书籍的知识与普罗大众连接起来？对于从小喜欢画画的王大欣来说，最擅长的就是用画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为此，他组建了“大话国”创作团队。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和团队用画笔追溯岭南文化，出版了手绘城市旅游书《老广新游》《大话广府》、广州城市手绘地图、明信片、挂历等作品。

他们用水彩画搭配文字，把那些老广州都不一定知晓的地点、建筑，描绘下来，然后做细部拆解详述。就像做生僻字注解一样，引导着读者去看去听老建筑背后的故事，细节里的文化意涵。

据《岭南文库》资深编辑谢尚介绍，随着越来越多新生力量的加入，《岭南文库》书系也在不断探索市场化的路径，其普及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已出版228种。还推出了衍生系列《广府文库》，选取典型性、标志性的个案，从小处入手，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广府文化价值和历史底蕴。

“出版社对古籍普及读物出版的探索意义重大。”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表示，无论出版形式如何丰富，决定古籍普及读物品质的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内容。要对内容精选提炼，进行创造性转化，让传统的精神融入当代生活，产生积极意义。

借助数字化之力让古籍“活”起来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古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古籍的研究、保护、整理和出版，都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但年轻人做古籍，依旧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

柏峰表示，这是一个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它涉及了古籍整理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需要进行工作资料的搜集、查访、整理、标点校对，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事古籍出版工作需要跨越高专业性门槛。对于周潘宇镝而言，虽然已经有了坚实的专业背景，但在实际工作中依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在如何精准把握古籍内容、减少纰漏方面，需要前辈们的指导和培养。“我们这一代的学养肯定不如前辈。但就算有出错的风险，你还是需要去做，在过程中不断地打磨自己。不做的话永远都会处在畏难的心态里。”

饶栩元也表示，做古籍压力很大。她不仅要确保文字与底本保持一致，还要尊重作者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使版式更规范、更易于读者阅读。“也会涉及自己的判断问题，这时候就要和作者沟通交流。但还是会担心有出错，因为自己的学识有限，也有难免的误差，这个过程压力会比较大。一旦印出来几百上千本，就没法改了。”饶栩元说。

年轻一代可能没有前辈们那样深厚的学养，但他们有自己的优势——更多的技术手段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度。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样可以担当重任。

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青年人做古籍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古籍在线录入和校对、AI自动句读与文本校勘等技术，颠覆了传统古籍整理的实践，古籍全文检索、文本挖掘与标记、知识图谱与循证等，必将极大地改变古籍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厚重典籍浓缩在方寸之间，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成为触手可及的文化资源，可以有效辅助开展学术研究。这种全新的古籍“打开”方式，借助数字化之力让古籍真正“活”了起来，以新的形式延续生命、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