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胆到底有没有剧毒

在中国，民间相传孔雀的胆是一种见血封喉的毒药，然而这个说法是与科学事实相左的。现实生活中，孔雀的胆不但没有毒，反倒还有明目去火的功效。那关于孔雀胆剧毒的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和古人的杜撰吗？一、中国人对孔雀的最初认识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孔雀这种舶来的美丽物种不仅稀有，而且高贵神秘。它们只生活在皇室禁宫的花园中，平民百姓难求一见。一般认为，孔雀是从汉朝所开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根据学者考证，汉代文献中出现的孔雀都属于蓝孔雀，它们的原产地有身毒、安息和西亚古国条支（即今天印度、伊朗等地），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西域诸国。

随着中原政权的扩张，中国大陆的南方地区也得到了开发。三国时期，原产东南亚和云南地区的绿孔雀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原人将这些来自南方的贡品称为“越鸟”和“南客”。这时候，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原来在南部疆域的文化中，孔雀并不是一种供人观赏的鸟，而是一味有治病和解毒功用的药材。《太平广记》记载，交趾郡（今越南北部红河地区）人饲养孔雀，或直接食用，或做成肉脯诱捕野生孔雀。罗州山中有孔雀，当地人捕以为药材，书上言孔雀的味道像鹅，能够解百毒。人只吃它的肉，或只喝药都不能治病，只有喝孔雀血，吃孔雀头能解大毒。孔雀在汉译佛教文献当中也是一种能医百病的神鸟。东汉末年的《修行本起经》记载，孔雀不惧蛇毒，以蛇为食。三国时期的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中，反复提及一个在后代广为流传的故事：菩萨的前生之一是孔雀王。它的肉可以入药。人喝了孔雀接触过的水可以治愈疾病，孔雀王将它的神药布施给四方百姓，治愈了千万生灵。我们不难发现，在汉族文化的认识当中，孔雀既是一种舶来的奇珍异兽，又是驱邪、解毒、能医百病的神鸟。

佛教中的孔雀形象二、关于孔雀胆有剧毒的传说孔雀形象从“无毒”向“有毒”的转变发生在元代。元代的熊太古认为，孔雀将乳之时在树上哀鸣，就会把毒蛇引来与它交配，使得孔雀胆、孔雀血皆染上剧毒。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也说孔雀胆的毒性来源于孔雀与毒蛇的交配。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元代末年，镇守云南的梁王巴匝瓦尔密将女儿阿盖公主许配给了大理总管段功。奸人的挑拨使梁王对段功产生猜忌，于是梁王把一瓶名叫“孔雀胆”的毒药交给公主，命她毒杀段功。虽然阿盖公主违抗父命，协助丈夫与梁王周旋，但厄运难逃，段功最后还是遇害身亡，阿盖公主也饮下浸有孔雀胆的毒酒自尽。这部作品使得“孔雀胆有毒”的印象深入人心。

三、“孔雀胆”剧毒传说与西藏文化的关系孔雀胆剧毒传说的形成与少数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藏传佛教曾在蒙古上层社会影响极大。蒙古皇室自元代初期就皈依了喇嘛教。1270年，忽必烈汗首次封藏僧八思为“帝师”。后来的历代皇帝都继承了这个传统，纵观整个元代，前后共有14位藏传佛教的僧人获得“帝师”的头衔。蒙古族在汉族地区统治权的确立，使得蒙古皇室的文化开始在中原大地传播。于是西藏医学和藏传佛教在元代大放异彩。而藏医典籍和藏传佛教文献对孔雀的记载，也成为汉民族地区孔雀形象从“有益”向“有毒”转变的源头。成书于8世纪下半叶的藏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上记载了一味以毒攻毒的药方，孔雀肉就是该药方中的一味毒剂。这道药方说：第三毒症应该用毒来治疗，这三种毒药可以分为“内攻”“朋友”“武器”三类，内攻用少女山羊狗，朋友用鸡肝孔雀肉，武器用乌草头。另一部成书于19世纪，被称为藏族药物学集大成之作的《晶珠本草》明确给出了孔雀肉、孔雀胆、孔雀蛋都有毒的说法。《晶珠本草》记载，孔雀蛋中毒的症状可以通过红毛白点公鸡胆来解。还有一条是要求孔雀肉和孔雀胆要与解毒药物相配服用才能起到治疗的效果，不能任意内服。这一点与汉族的中医用药原理相似，一些具有毒性的药材在与其他药材达到药性的中和的情况下，它就能够成为治病的良药。从“不能任意内服”可以看出孔雀肉、孔雀胆皆有毒。这种“毒药”只有跟其他药材搭配得当，才能治病。

藏传佛教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孔雀的记载。这些记载最早可见于《修心剑论》和《孔雀化毒论》两部文献当中。两者皆写道，孔雀这种动物终日流连于剧毒的树林当中，它们漫步毒丛，以毒素来滋养美丽的羽毛。这里的剧毒树林，指的是乌头树林，也就是上文《四部医典》以毒攻毒药方中充当“武器”的毒药乌头草。藏传佛教认为，剧毒成就了孔雀的美丽，孔雀羽毛的斑斓色彩来自毒素，他们由此得到启发：人应该像孔雀一样体验人间各种各样的毒，以毒为营养。《四部医典》当中有一段相应的记载：有毒之物的外在形象和味道相反，外观美好，滋味就极差，孔雀吃了它就会感觉喉咙被火焚烧冒烟，之后全身仿佛被烈火环绕，周围火星窜跃，乌鸦见此会发出聒噪的叫声，而孔雀却以此为欢，狗吃了以后会腹内发热并且呕吐。这段描述提到“乌鸦聒噪孔雀欢”，再次表明了西藏文化中孔雀喜毒的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