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刘焉是如何躲过党锢之祸的？

在公元二世纪的东汉中后期，身为中郎的刘焉见自己的老师祝恬逝世，就以老师守孝为由辞去官职，离开东汉政坛，重新开启一段即寂莫又安静的先守孝后教书的平静生活。

刘焉，为老师祝恬守孝，不仅效仿春秋先贤为孔子守孝之圣举，维护儒家的礼；还开创东汉儒生为老师守孝之先例，博到忠孝之名。刘焉为祝恬守孝，是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还是一年、三年、六年，反正留传下来的史书材料无任何文字记载。只是守孝期满，刘焉并未回到洛阳，在京城官复原职，勾心斗角；而是移居阳城山，在阳城山钻研学问，招生授徒。

《三国志•蜀书一•刘二牧传》记载：居阳城山，积学教授，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阳城山，山名，历史上有三处：第一处在今浙江富阳市南十五里大源镇西，又称阳平山。《清一统志·杭州府一》：阳平山“一名阳城山。后汉孙钟种瓜其上”。孙钟，孙吴武烈皇帝孙坚的父亲；第二处在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北，为嵩山东支，洧水发源于此，山南麓地势险要，俗名车岭山，又称阳城关(今石羊关)，为古战场；第三处在湖北省武穴市西南、长江北岸，属大别山，西北—东南走向。秦汉至魏晋时期，阳城山，以处于古阳城县之北境而得名，指称坐落在今河南巩义市东南，荥阳市西南，登封市东北，新密市西北接界处之五指岭。刘焉为祝恬守孝，从表面上看，体现个人的孝道，凝聚“以孝治天下”的精髓；从实质上看，远离官场纷争，保全“为国尽忠”的生命。

原因如下。

其一，躲过党锢之祸。

刘焉在为祝恬守孝及移居阳城山传道授业期间，京城朝廷里发生贵族、朝官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是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在汉桓帝后期发生第一次党锢：延熹九年(166年)，宦官唆使其党羽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河南尹李膺等“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引起汉桓帝大怒，并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第二年（167年）六月庚申日（初八），汉桓帝下诏，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入狱的党人共二百余人，虽都被释放，但放归乡里，终身罢黜。为此，刘焉避开第一次党锢之祸。毕竟第一次党锢中，无数良官被陷害，而为老师守孝的刘焉反有幸躲过这一劫。

其二，名扬京城附近。

刘焉移居及授业的阳城山，离洛阳不远，两百里之内。刘焉虽脱离官场，远离政治旋涡，保全生命；却招生授徒，弘扬儒家正统，积攒名声。更何况，在东汉，教书育人的社会地位十分崇高。郑玄、马融、祝恬，即是桃李满天下的大师，也是德高望重的大儒，甚至是影响东汉王朝的大臣。为此，刘焉在洛阳附近借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时局看法，赚到很多名声。再加上汉室宗亲及祝恬弟子的身份，刘焉倍受当地官员的认同及文人的尊敬。待到第一次党锢之祸平息后，刘焉再次被推荐为官。特别是建宁元年（168年）正月庚子（二十一日），汉灵帝即位，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所以，建宁元年，刘焉被举为贤良方正，征召至司徒府，时任司徒即是掌握朝政三驾马车之一的胡广。

刘焉为老师守孝，以及移居阳城山授业，放在当时的动荡朝局，不失为一招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

笔者按：奇缘，指奇特的缘分，意外的机会。刘焉，为了替老师守孝而辞官，而后移居阳城山招徒授业，不仅躲过第一次党锢之祸，以保全自己身家性命；还挣得满满的名声，反被举贤良方正。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