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大冬天的是怎么过来的

对古代的北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在漫漫寒冬里取暖，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烧不起炭

古人所能拥有的取暖燃料种类有限，无非是木炭、煤和薪柴。木炭取暖体验最佳，但价格昂贵，一般只有皇宫、官府及富贵人家才用得起。

宫廷和政府部门，自古即有取暖的制度保障，使其在冬季能够拥有充足的木炭或者薪柴。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处”等，均下辖柴炭厂、山林及专属的樵夫，负责为宫廷和政府部门采办燃料、制作木炭。

除了发放木炭，有时候也会由政府部门直接发给薪柴，或是在俸禄中发放取暖费用。比如，唐朝每年发给京官的薪柴，需桐木72万根之多;若还不够，则从宫中调取“蒿根柴”补足。明朝官员的俸禄中，专有一项“柴薪银”，作为官员购买柴薪的补贴。

“惜薪司”这类机构生产的木炭，对品质往往有着相当高的要求。比如，“红箩炭”是明清皇室的御用木炭，其产品标准是：

“皆易州一带山中硬木烧成，运至红箩厂，按尺寸锯截，编小圆荆筐，用红土刷筐而盛之。……每根长尺许，园径二三寸不等，气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

清朝乾隆年间，圆明园等处，一年要用掉这种红箩炭64405斤，另加黑炭566228斤、煤367433斤、木柴360248斤。坐拥烧不完的红箩炭，乾隆皇帝的冬天特别温暖，他开心地在诗中写道：

人苦冬日短，

我爱冬夜长。

……

敲诗不觉冷，

漏永夜未央。

图：乾隆帝写字像轴

烧不起煤

煤进入日常生活，始见于北宋的东京汴梁，当时称为“石炭”。不过，底层民众是用不起的。

北宋政府喜好“煤炭专卖”政策，对煤炭资源实施管控，由政府统一售卖。比如，宋徽宗时，“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朝廷大获其利。这种专卖政策，往往导致煤价高昂，民众无法在冬天购煤取暖。

木炭价格昂贵，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当中，于是乎，北宋开封城的冬天，对普通民众而言始终是寒冷刺骨。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开封城“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秤”是当时的一种计量单位，十五斤为一秤。可供参考的一个物价标准：大中祥符元年，北宋襄、许、荆南、夔、峡等地的麦子是12文一斗，大米是30文一斗)，眼见民众实在熬不下去，政府“出炭四十万”，将自己控制的部分木炭拿出来，半价投放到市场上，民众蜂拥抢购，结果发生了“有践死者”(踩踏至死)的惨事。宋仁宗嘉祐四年冬天，“阴寒雨雪”，薪炭、食物价格倍增，据欧阳修的奏折，当时开封城内“寒冻之人，死损不少”，买不起炭和煤的普通人家，为了御寒，只好铤而走险，违背禁令砍掉桑枣之树，乃至于去偷伐皇陵周边的树木。

元明时期，能够用煤取暖者，仍主要是宫廷、政府机构和官宦人家。直到清朝中后期，因为西洋采煤机械的引入，北京城的普通民众，才有了在冬天烧煤取暖的机会。清人笔记中说，京师“例于十月初一日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市场上出现了煤饼、煤球，随之也就出现了“小户人家热炕头”。

可惜的是，因清廷一再限制民间开采煤矿，这种“小户人家热炕头”的现象，即便在晚清的京城，也并不普及。

清廷限制开矿，原因有二。首先是担心采矿破坏风水;其次是防范人员集聚，担忧矿工聚于一处容易造反。比如：

(1)顺治下旨：“浑河大峪山场，关系京城风水，不许开窑采石，违者从重治罪。”

(2)康熙命令：“红石山……杨家顶一带，均关风水……通行严禁。”

(3)嘉庆指示：“如准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积众，难免不滋生事端”。

朝廷如此看待煤矿，地方官员查禁矿场时，自然也往往以此为由。比如，乾隆时的江宁知府沈孟坚上奏请求查封煤矿，说的正是：

“一经开凿便疑为破伤地脉，必至聚众酿案”，“招徕矿徒，半皆亡命，虽设钤制，流毒不浅。”

图：晚清，山西的挖煤工人

动用官兵，武力驱逐挖矿百姓，将煤矿“土石尽行堆砌，永远封禁”(长沙)，是当时的常见之事。不过，由政府督办，并缴纳重税之后，也是可以在指定地点开采煤矿的——开矿者所得煤炭，20%作为税收上缴政府，40%由政府低价收购，剩下的40%才能在市场上自由贩卖。

如此做法，相当于大幅提升了煤炭的开采成本，抬高了煤炭的市场价格。

烧不起柴

普通民众烧不起炭，也烧不起煤，在寒冷的冬天，能够用来取暖的，就只剩下木柴、秸秆和杂草这些“薪柴”了。

遗憾的是，薪柴虽然是很低端的取暖燃料，但缺少柴薪却是古人的生活常态。比如，唐武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华，他见到山东一带普通百姓，因为燃料匮乏，“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的佳肴。日常生活中连“煮羹”的燃料都缺，自然也谈不上在冬天烧柴取暖。

这也是缺柴少薪成为历代普通文人重要哀咏主题的缘故所在。唐代诗人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叹“敲石不得火，壮阴夺正阳”;北宋诗人赵扩买不起柴，只好“毁车充薪”，把家里的车拆散生火取暖;南宋诗人韩淲，“家贫无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里咬紧牙关发抖;元曲《朝天子·客况》里，穷人家柴薪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催折。

图：卖柴曾是旧时的一个重要行当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北方的许多农村，仍然没有足够的薪柴用来取暖。198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披露，森林资源丰富的黑龙江“全省三分之二的农户缺少生活能源”，该省的海伦县是一个典型：

“六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农村烧柴短缺。……全县农村生活能源越来越少，缺柴户越来越多。这些缺柴户是夏、秋一餐热，两餐凉;冬季水缸一层冰，屋里墙上挂白霜。由于烧柴不够，只好搂树叶、刨树根、剥树皮……”

当然了，坐视民众被冻死，是一件极不妥的事情，所以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取暖赈济政策”。比如前文曾提到，开封城炭价飞涨时，宋真宗曾“出炭40万”半价卖给民众;宋仁宗也曾在大雪时节下令减价售卖米谷、薪炭;苏轼任颍州知州，赶上大雪灾，他发放的赈济物资中有“炭数万秤”、“柴数十万秤”。

再如，明神宗也明白官督商办会抬高煤炭价格这一弊端，他曾亲自批示，不许搞官营采煤业：“煤乃民间日用之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倍增，京城家家户户何以安生?”雍正、乾隆年间，朝廷的禁矿政策也一度松动过，雍正曾批示“煤便于薪，乃日用所需，无需封禁”;乾隆也下过旨意，“悉听民间自行开采”。

可惜的是，这些指示往往停留在宣传层面。明神宗也好，雍正乾隆也罢，包括下面的相应机构，并无动力将之严格贯彻;而且，这些临时性的指示，还常被与之相左的长期性禁煤政策架空;向煤窑商人课以重税，导致许多商人家破人亡，才是雍正乾隆时代常见的故事。

于是乎，烧不起炭，烧不起煤，也烧不起柴，就成了中国古代普通民众冬日里的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