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唐代宗与鱼朝恩之间对财政权和军权的争夺

唐代史书记载“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第五琦并非将所有租赋皆输入大盈内库，输入大盈库的租赋只有盐利与青苗钱。两种租税输入大盈库也并非始于同一时间。

第五琦曾两次担任度支、盐铁使：第一次在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第二次在代宗大历元年至五年。据顾况《嘉兴监记》记载，盐利在肃宗乾元年间开始输入内库。但青苗钱在代宗大历初才开始输入内库。“大历元年，敛天下青苗钱，得钱四百九十万缗，输大盈库”。

一、和鱼朝恩的财富之争

左藏库中本有青苗钱库，可见青苗钱原本输入左藏库。青苗钱为何在大历元年改为输入大盈库?第五琦攀附鱼朝恩，李锦绣认为这是第五琦为报鱼朝恩奖拔之恩。但是，大盈库虽然掌握在宦官手中，鱼朝恩也为最有权势的宦官，但宦官并非皆为鱼朝恩之党羽，大盈库也不为鱼朝恩所掌控。

1.典籍记载

代宗处死鱼朝恩之后，曾在《大赦京畿三辅制》中历数鱼朝恩的罪责：“征求黎庶，空竭闾阎;加之广有贸易，夺人贿利;京城之内，擅致刑狱，恣行忍虐，幽执无辜;部领师人，乖于抚驭，资粮刻薄，劳役烦苛”。

“京城之内，擅致刑狱，恣行忍虐，幽执无辜”是指鱼朝恩的党羽神策都虞候刘希暹建议鱼朝恩“于北军置狱，召坊市凶恶少年，罗织城内富人，诬以违法，捕置狱中，忍酷考讯，录其家产，并没于军”。可见鱼朝恩的敛财方式主要为四种，即“征求黎庶”，“广有贸易”，诬陷京城中的富人并籍没其家产，克扣禁军“资粮”。贪污或挪用大盈内库的钱财，罪责显然不亚于“征求黎庶”或“广有贸易”。

如果鱼朝恩曾经贪污或挪用大盈内库的钱财，代宗不可能不曝扬鱼朝恩的罪行并严加斥责。这说明鱼朝恩并未贪污或挪用大盈内库的钱财。第五琦将租税输入大盈库的主要原因是京师多豪将，求取无度。大历元年京师中的豪将主要就是鱼朝恩麾下的禁军将领，第五琦将青苗钱输入大盈库反而对鱼朝恩不利。

而且第五琦将青苗钱输入大盈库还是为了“以中人主之意”，此事的幕后主使显然为代宗。第五琦虽然亲附鱼朝恩，但这不代表其能违抗代宗的旨意。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史料值得一提。《册府元龟》记载：“张明进，中黄门也。大历二年八月景午夜，盗内库黄金二百八十斤，药金二百五十两，擒之”。

张明进所盗窃的黄金、药金重量颇大，唐代一斤约为现在的660克，二百八十斤为184.8千克，超过两个成年男性的体重。显然仅凭一个人不可能将其偷偷搬运出宫。这说明张明进的盗金活动并非个人行为。而且张明进地位低微，大历年间仅为没有任何官职的小黄门，若是盗窃数十两黄金尚有可能，其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野心，敢于盗窃数千两的黄金?

更为诡异的是，张明进不但没有被处死，甚至未被逐出宫中，德宗初年“泾师之变”爆发时，张明进还扈从德宗“西幸奉天”。张明进背后显然有幕后主使与“保护伞”。张明进之父为禁军武将，则张明进父子很可能为鱼朝恩的党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张明进偷盗巨额的黄金而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

(鱼朝恩的宦官党羽窦文场、焦奉超等人，在鱼朝恩被处死后并未受到牵连，张明进似乎同样没有受到牵连，并在德宗朝飞黄腾达)。大历二年张明进偷盗大盈内库的巨额黄金、药金很可能是受鱼朝恩的指使。这也说明鱼朝恩并不能掌控大盈内库，只能通过盗窃的方式获取内库的钱财。

2.阎伯玙的图谋

当然，这一推论尚缺乏铁证，姑志于此，聊备一说。由此可见，大历元年青苗钱由输入左藏库改为输入大盈库，是由代宗指使度支使第五琦所为，主要是为了削弱鱼朝恩所掌握的财政权。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后，代宗曾试图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权的掌控。《封氏闻见记》记载：“阎伯玙为袁州刺史……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及移抚州，阖州思恋，百姓相率而随之。伯玙未行，或已有先发……前后相继，津吏不能止……到职一年，抚州复如袁州之盛。代宗闻之，征拜户部侍郎，未至而卒”。

阎伯玙广德二年至大历元年在袁州刺史任上。因此，阎伯玙移任抚州刺史当在大历元年。“到职一年”后，即大历二年，被征拜为户部侍郎。常衮《授阎伯玙刑部侍郎等制》又记载，阎伯玙由婺州刺史征拜刑部侍郎。阎伯玙任刑部侍郎的时间在广德、永泰年间或大历五年至八年。如上文所说，阎伯玙在广德、永泰年间至大历元年在袁州刺史任上。

因此阎伯玙被任命为刑部侍郎的时间只可能在大历五年。郁贤皓曾根据《授阎伯玙刑部侍郎等制》怀疑《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有误，认为阎伯玙是由袁州刺史迁婺州刺史，而非抚州刺史;阎伯玙被征拜为刑部侍郎，而非户部侍郎。笔者认为郁贤皓的这一推论恐怕有误。阎伯玙由抚州刺史征拜户部侍郎在大历二年，由婺州刺史征拜刑部侍郎在大历五年，两件事发生于不同时间。其次，袁州与抚州几乎比邻，但与婺州却相去甚远，若是阎伯玙由袁州刺史移婺州刺史，不可能有大量百姓扶老携幼前往跟随。

既然阎伯玙大历五年还由婺州刺史迁刑部侍郎，为何《封氏闻见记》却记载阎伯玙征拜户部侍郎时，就已经“未至而卒”?阎伯玙未能赴任户部侍郎的记载应当无误。大历二年阎伯玙应当又由抚州刺史移任婺州刺史。阎伯玙既然能够出任婺州刺史，说明其未能赴任户部侍郎并非因为服丧或者患病。

户部侍郎地位远高于婺州刺史，阎伯玙未能赴任户部侍郎，又不得不转任婺州刺史，可能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与打压。此事是否与鱼朝恩存在直接关连，由于笔者未能找到相关史料，无法详细讨论。大历元年代宗颁布诏令，力图恢复尚书省职权。在这一背景下，代宗亲自拔擢阎伯玙为户部侍郎，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权的掌控。

二、代宗对鱼朝恩禁军控制权的限制

《新唐书》记载，平定仆固怀恩之叛后，骆奉先(一作“骆奉仙”)被擢为军容使，“掌畿内兵，权焰炽然”。《新唐书》将此事系于“永泰初”骆奉先为鄠县筑城使之前。但代宗幸陕后返回长安，立即令骆奉先筑城于鄠县，并将其兵，此事实际在仆固怀恩正式叛乱之前。并且永泰元年，骆奉先即移屯盩厔。因此，骆奉先应当是先于广德二年任鄠县军使，仆固怀恩死后升任军容使，移屯盩厔，“掌畿内兵”。

1.神策军

《李过折墓志》记载：“永泰二年岁次景午四月……嗣子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盩厔□来都防御使……交河郡王(李)忠诚”。由此可见，骆奉先屯盩厔“掌畿内兵”，即是担任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李忠诚的监军。永泰元年，鱼朝恩领神策军从代宗屯苑中，其势更盛，“分为左、右厢，居北军之右矣”。而同年骆奉先即被擢为军容使“掌畿内兵”。可见代宗此举是为了分割鱼朝恩的军权，使两人内外相制。骆奉先“数从帝(指代宗)讨伐，尤见幸”。

可见骆奉先精通军务，又为代宗亲信，因此代宗利用骆奉先制衡鱼朝恩。《新唐书》又记载，骆奉先此后又“监凤翔军，大历末卒”。第五玄昱在代宗年间一直担任凤翔节度使李抱玉的监军使，直至卒于大历十二年。骆奉先是否是此后调任凤翔监军，并卒于大历十三年或十四年?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

《旧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五年初，处死鱼朝恩后，“以京西兵马使李忠臣为凤尹”。黄楼依据墓志及碑刻资料考证，“李忠臣”为“李忠诚”之误。李忠诚移镇凤翔后，任凤翔观察使、神策行营(都知)兵马使兼凤翔尹。

盩厔距离长安较近，代宗在处死鱼朝恩后立刻将李忠诚迁至凤翔，显然是预防李忠诚及其麾下的神策军作乱。骆奉先此前长期担任李忠诚的监军，又是代宗最为信任的宦官，代宗为继续监视、防范李忠诚，最佳选择当是令骆奉先继续担任李忠诚的监军。因此，骆奉先所升任的“凤翔监军”当为凤翔观察使李忠诚之监军，而不是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之监军。

2.设置监军

代宗中后期，凤翔镇同时设立凤翔节度使与凤翔观察使，而且分别由不同的人担任，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代宗似乎有意令节度使与神策军行营兵马使互相监督制衡。综上所述，永泰元年，骆奉先移屯盩厔，永泰二年四月稍前，李忠诚升任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盩厔以来都防御使;大历五年三月，李忠诚转任神策军行营都知兵马使、凤翔观察使兼凤翔尹，骆奉先继续担任李忠诚的监军。代宗不仅利用宦官削弱鱼朝恩对神策军的掌控，同时也利用了文官加强对神策军的控制。大历四年十月，汝州刺史孟皞升任京兆尹。

常衮《授孟皞京兆尹制》记载：“(孟皞)可守京兆尹，依前兼御史中丞，仍充勾当神策军粮料及木炭等使”。孟皞此前为“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因此“仍充勾当神策军粮料及木炭等使”并不是指孟皞此前就曾担任神策军粮料及木炭使，而是指“京兆尹”此前兼任“勾当神策军粮料及木炭等使”，孟皞接任京兆尹后继续兼任这一使职。由此可见，神策军虽然掌握在鱼朝恩手中，但神策军所需的粮料、木炭却受制于京兆尹，这就无形中加强了对鱼朝恩的制衡。

而且由于京兆尹与神策军有政务上的往来，也为代宗、元载利用京兆尹收买神策将军创造了条件。代宗与元载所收买的鱼朝恩的党羽不仅有皇甫温、周皓，还包括神策大将王驾鹤。刘希暹、王驾鹤为鱼朝恩麾下最重要的神策军将领。实际上代宗不仅曾收买王驾鹤，还曾试图收买刘希暹。代宗《赐刘希暹自尽制》曾言：“泄漏朕言，几危吾事”。这说明代宗可能也曾拉拢刘希暹。“刘希暹颇觉上意异，以告鱼朝恩”。

结语

代宗为铲除鱼朝恩，可能拉拢了大多数禁军将领，以防处死鱼朝恩后禁军发生动乱。代宗与元载开始密谋铲除鱼朝恩后，元载以自己的亲信崔昭为京兆尹，令其收买拉拢鱼朝恩的党羽。

崔昭任京兆尹在大历三年五月，而鱼朝恩被铲除在大历五年三月。可见代宗为铲除鱼朝恩精心布局长达两年，其主要的准备工作即为尽可能地拉拢鱼朝恩麾下的禁军将领。

例如，大历初年，代宗曾使鱼朝恩于白花屯为李泌作外院，使李泌与亲旧相见。李泌此后常与亲故宴于北军。据代宗所说，北军多为李泌故吏，“故使其就见亲故”，“朝恩之诛，(李)泌亦预谋”。代宗当是利用李泌拉拢禁军将领，为铲除鱼朝恩做准备。